作者鲁宁
公务员加薪赶在年前终成定局。对此，各种议论都有，我不屑用片面、“激情”的言语评判这件事，基于“民本’的价值观，作者更倾向于用理性的思绪，对公务员加薪的社会效果作个预测分析。
正经地为公务员加薪，从1989年至今连续安排了6次。每次加薪，作用与目的都有差别。前几次加薪，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平均薪酬偏低，目的是提升这个群体平均收入的社会位次。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几次加薪，更多着眼于让这个群体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次为公务员加薪，单从支付能力看，依今年的税收盘子，先支付这一块也许问题不大。但另一个该考虑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虽逐年增长，但支出增长更快，赤字逐年扩大，而且扩大的“量级”甚为惊人。为刺激“疲软”的内需，政府连年发行大额国债，“积极财政政策”正从“短期”走向“中期”。此外，政府财政还有大量早该支付而缘于各种原因拖着无法支付的开支项：譬如，社会保障历史旧帐、“三农”问题、义务教育、国企改制、社会“低保”、国有银行“烂帐”等各种支付项。这些支付项，无论以还“旧帐”的形式支付，还是以为“改革成本”买单的形式支付，当比支付公务员加薪的“帐单”更紧要、更迫切。再说，经济高位增长不假，但SARS影响、东西差距、城乡差别、财富鸿沟也在持续扩大。这些都亟需政府动用经济政策去一一缓解，同样都得动用大把的“国库银”。
人们习惯把城乡社会看作“二元社会”，其间的矛盾又叫“二元矛盾”。事实上，从当今社会的保障程度来划分，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两元”——也即公务员保障待遇和社会其它群体之间保障待遇的“二元”，这个“二元”仍在继续扩大。对公务员的“特殊保障”，社会并没有对其作货币化的度量。公务员往往与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白领比薪酬，可白领们又如何与公务员比“特殊保障”待遇？公允地说，加上可用货币进行计量的“特殊保障”这一块的增量和奖金的增量，在所有靠工资生活的社会群体中，公务员群体的薪酬已经进入“中高端”行列。这个判断与不同地区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差别无关，因为这个对比不是比“同口径”，而只该比同一地区内的不同社会群体。进一步作“非经济层面”的分析，公务员群体处于中国社会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一元”，相对于另“一元”——占社会成员大多数的那“一元”，提升公务员的“经济地位”客观上进一步强化这个群体的“主导和支配的地位”。
对公务员加薪，其本质也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形态。对这种“再分配”除了考量其“主流效果”，还该议其“边际效果”。第一，其拉动内需的作用不大；第二，阻止该群体中优秀人才流失的作用也有限；第三，现有的待遇和对将来待遇的更大预期，会客观增加政府“消肿”的难度；第四，事业单位一次次“搭便车”，又加大了“事改”的阻力……
一番分析下来，“加薪”的“主流效果”与“边际效果”都“不够大”。我们的总体看法是，公务员加薪是为一，“臃肿”必须除、职能要快转、服务意识亟待加强、行政效率更该提高是为二。就当下，“二”比“一”更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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