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献文

　　中国社科院“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党政干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见中新社12月17日电）。值得庆幸的是，它还只是人数极少的部分被调查者的一种观念，但这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提防。

　　这一结论，是在对全国31省市自治区的1.5万多名的城市居民进行一项针对中国党政干部及干群关系的问卷调查后得出的，受益次之的是私营企业主，紧随其后的有演艺人员、城市个体户和国企管理者。需要注意的是，报道文章没有点明官员受益的方面，但从文章提及的“腐败问题已成为当前位居第二的城市社会问题”与党政干部被认为受益最多的原因——“既有党政干部拥有较高职业声望的因素，也有党政干部经济收入普遍提高的因素，还因为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行为影响了社会公众对该问题的看法”等来看，可以初步分析得出官员较老百姓先富裕起来了，至少是社会感觉到官员先富裕起来了。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之所以“仇富”，原因不在于为富不仁，而是因为生财无道，是趁着社会转轨时期有关环节的疏漏而将本属国家、社会乃至其他个人的财富敛为己有的。假若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受益最多的果真是党政干部，以这种思维度之，大概不远的将来，“仇官”便会出现。这决非危言耸听！

　　本来，党政官员也是人，有权追求个人的物质丰盛和富裕生活，他们的富裕也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但是，倘若这种富裕或社会待遇率先成为整个社会的先导时，问题的性质也许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尚处于发展中而底子又薄的国家。

　　众所周知，一个民主与法治程度愈高的社会，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也应该按照自己的劳动付出获得与之相当的财富（这里的财富是广义的，不仅限于金钱）：在市场上，交易主体依据等价交换原则实现自己的财富的最大化；在市场之外的国家科层系统，官员是基于公开的被社会认可的薪酬规则获得相应的报酬，权力带给他们的只是威望与被尊重。从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法则来看，一个社会先富大富的往往是企业主阶层而非政府官员群体，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身价过百亿，而前总统克林顿至今还在为偿还律师费用而奔走全球，或演讲，或售书。

　　由此来看，私营企业主的先富大富确实有其合法的通达渠道，某些“仇富”心态实在不应该。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为官员们的先富大富等社会最优待遇找到任何一条合理的途径。那么，究竟是谁让老百姓产生了这种观念？如果说，真像文章解释的那样，部分是因为党政干部的经济收入普遍得以提高之故，那么，这种“提高”是何以进行的？显然，光靠逐步进行的官员加薪是无法让人产生这种感觉的。退一万步说，就算真要加大官员薪水让其领先富裕起来，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也没有国家这样做过）。因为，官员从事的不是市场交易，而是依照国家法令管理社会事务，这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行使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显然有别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交易。倘若权力和经济利益联姻，权力越大，经济利益越多，这种权力就蜕变成了腐败，最终也葬送了权力自身。

　　现代社会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富人成为官员，是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官员率先成为富人或某个时期社会的最大受益者，则是时代的倒退。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党政干部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的观念，决不能让其自由蔓延。如果说，我们关注“仇富”问题，是因为贫富不均会导致社会阶层不合理分化，引发社会混乱。那么，我们更应该警惕和提防官员成为社会变动时期的最大受益者，毕竟，这里牵涉到党和政府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