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基层执行法官说，现在70％的执行案件都有当地党政领导批条，有的案件当事双方都有领导批条，让人无所适从（新华社12月18日电）。

　　看到这个新闻，笔者不禁想起了10月29日陕西凤翔县一男子在街头公开“拍卖”判决书的报道。当时有评论文章认为，当街“拍卖”判决书，“这不仅是对地方法院的辛辣讽刺，更是对当下中国司法现状的无声指责。”

　　现在看来，“执行难”的问题，如果仅仅把板子打在地方法院的身上，实在是避重就轻，有点不公平。司法案件背后让人难以置信的70%的领导批条，才是司法执行所不能承受之重。

　　“执行难”可以说是从中国的历史沉积中演化出的一道跨世纪的难题。为了自己的“关系”、“人情”和“利益”等而批条子，干扰执行造成执行难的关键，从根源上说，还是人治思维大于法治观念。尤其在基层司法部门，“七大姑八大姨”相互串联，“朋友”、“乡亲”等关系也无孔不入。说情、疏通、协调、干预等比比皆是，这就是70%条子赖以生存的土壤。

　　竟然70%的案件都有领导批条！“70%”这个数字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力和承受能力。这对于任何一个有责任、有良知的公民来说，都应该会在心理上感到震撼。如果法律因为这70%的条子而不能够伸张正义，那么，这就意味着某个机关和领导就可以为所欲为，司法就将成为某些领导及其“条子”等权力玩弄者的婢女。

　　笔者对于司法和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很难从学术的角度来探讨关于执行难的问题。我记得亚里士多德说，“公正总是存在于与善同在的人们中，公正是属人的。”但是，司法者作为人，如果都不堪承受这70%领导批条之重而不为善或不能为善，那么就会玷污和损害我们整个社会的公正和公平。

　　所以，农民“拍卖”判决书和70%案件有领导批条的现实，到了触动和促进中国司法改革步伐的时候了。如果法官因为领导批条而难以秉持法律职业的操守，如果民众因为执行难的问题而无法享受到实质上的司法公平与正义，那么，司法就永远只有难以承受之重。

　　（作者 石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