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盛大林

　　刘涌案被再次改判，虽然这个结果比较接近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期望，但笔者并没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改判也没有公布理由，也没有解开久存心中的疑团。

　　辽宁省高级法院二审将一审的死刑改判为死缓后，笔者也曾多次撰文对二审的改判提出了质疑，质疑的主要是改判的理由，而不是改判的结果。比如，二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涌及其行为分别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刘涌又系该组织的首要分子，应该按照其所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也就是说，法院也认为刘涌案是“集团犯罪”性质，作为首要分子的刘涌应该为犯罪集团的所有罪行负责。通常情况下，集团犯罪首要分子所受的刑罚应该是最重的，但该犯罪集团二号人物宋健飞却被判处了死刑，这如何解释？所谓“本案的具体情况”究竟是什么情况？很显然，如此含糊其辞，既难于向公众交代，也不符合公开审判的要求。

　　据报道，二审的判决书上还出现了“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在侦查过程中存在逼供情况”之说，这就更加荒唐了。因为“可能”存在的情况不能成为量刑或改判的依据。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法庭必须作出确定的认定，而不能模棱两可。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如果不能证明逼供确实存在，那么法院就只能认定不存在逼供，并据此作出判决。作为高级法院的判决书竟出现如此有悖常识的“硬伤”，怎能让世人信服呢？

　　当然，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质疑者对案情也都知之甚少。也许此案中确实有一些不为世人所知的“具体情况”，但法庭不能借此搪塞公众。作为一宗既不涉及国家秘密也无关个人隐私而公开审判的案子，公众对所有案情都有知情的权利。尤其是那些直接关系到量刑的“具体情况”，更应该公之于众。而二审法院既不告知“具体情况”，还要据此进行改判，如果审判可以这样进行，那岂不意味着法院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

　　也许在侦查过程中确实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但法庭既然发现了这个疑点，就应该搞个水落石出。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认定其无。如果刘涌确实遭到逼供，那就应该对通过逼供获取的证据予以剔除，并重新量刑。同时，对侦查过程中逼供的办案人员进行处罚——因为刑讯逼供同样是一大恶行！最后，把所有的真相写进判决书中，告之公众。

　　总之，二审法院及其判决留下了很多的疑团。这正是最高法院再审时需要解开的，也是笔者最期待的。

　　现在，刘涌终于还是被判处了死刑。最新消息说，死刑已经执行，刘涌的家属已经领到了他的骨灰。——这就是笔者最想看到的结果吗？难道我们就只是想让刘涌这个人从世界上消失吗？不是的！不是的！！刘涌之死对受他所害的人有何益？对像笔者这样与此案无关的人又有何益？？其实，只要拿出充分的理由，即使再审维持了死缓的判决，同样是可以接受的。

　　笔者希望再审的判决没有受到舆论的影响，更希望这样一个全国关注的大案能有助于中国的法治进程。所以，关于刘涌案，笔者至始至终最想要的都是“说法”：二审时改判死缓，最想要的是改判的理由；再审又改判死刑，最想要的还是改判的理由。——如果说此前笔者是在为公众讨“说法”的话，那么现在笔者也要为刘涌的亲属讨“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