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9日,中国民间保钓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日舰拦截
■ 人物档案
童增,副研究员,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后攻读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硕士研究生。
上世纪90年代,提出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理论,引发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现为北京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两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1991年3月25日曾撰写关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万言书而引起关注,今年出版《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患录》,针对SARS问题提出了基因武器论。
■ 核心观点
●很长一段时间,保钓活动都是个人行为,现在有了联合会后,就形成了一个合力,发挥出团队的力量。
●有了团队之后,保钓运动会愈发成熟,经费的募集、管理、使用也会更加规范、透明。
●我们中国人根据中国法律依法对钓鱼岛开发经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们正在申请开辟一条航线,让中国人可以赴钓鱼岛观光。
●我们根据“国际法”对自己领土开发是一种实质性的捍卫领土完整的行为,对于宣示主权更具实际意义。
●要把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网上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愤青”,我们是不赞同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极端,一旦从网上转入网下,到具体的操作和活动组织上,它就会变得非常理性,我们在保钓活动中,一直最强调的就是自始至终的理性。
■ 对话动机
12月26日至28日,全球华人保钓论坛在厦门召开,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地区以及北美、南美的3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海内外保钓人士回顾了以往的保钓行动,商讨建立联络机制,并为今后的保钓行动做筹划。保钓论坛上一致通过了《保钓宣言》,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保钓联合会”,童增被推为会长。
昨日,童增在北京接受《新京报》采访,介绍了保钓组织的一些具体情况,并且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租用钓鱼岛。
保钓行动各有分工
《新京报》:你能谈谈这次“中国保钓联合会”成立的背景和过程吗?
童增(以下简称童):这次在厦门召开的全球华人保钓论坛是由“中国爱国者同盟”、“918爱国网”、厦门一家网吧共同发起和组织。其实,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早在199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只不过一直都是名义上的存在,并没实质性的活动,这一次是正式挂牌,并且有了常设机构和专人负责,办公室设在厦门。此次《保钓宣言》由一位加拿大华人撰写,我们在论坛上作了修改后对外发表。
《新京报》:联合会的组织框架是什么样的?
童:大家推我为会长,但副会长的人选现在还没定下来。会长之外还有七个常务会员,分别是冯锦华、张立昆、李南、李义强、虞海泽、卢云飞、周文博;然后还有一些顾问,这些顾问中有人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新京报》:联合会的常务会员今后有没有工作上的分工?
童:目前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基本的分工已经敲定。“爱国者同盟网”的创建人和站长卢云飞分管宣传工作;具有多次保钓出海经验,多次担任保钓行动总指挥的张立昆分管出海工作;保钓志愿者李南分管联络工作;李义强就是发起这次论坛的厦门一家网吧的老板,厦门办公室的那边的工作就由他来负责。
《新京报》:根据中国的法律和政策,成立社团协会要有挂靠单位,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现在挂靠在哪一家单位?
童:我们没有挂靠单位,真的。
《新京报》:那么联合会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了没有?
童:也没有,但我们一直在按照程序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和咨询。
《新京报》:此次论坛召开和联合会成立好象很低调,很多媒体都不知道。
童:是的,我们只通知了两家媒体,一个是新华社,另一个是当地一家媒体。我们怕关注的媒体太多了,大家说法太乱的话不好。而且我们在人数上作了控制和筛选,因为想参会的实在太多。有一位农民带了一笔钱跑到北京找我想参会,被我婉言拒绝了,还有30个想参会的人不知道论坛举办的确切地点,居然跑到福州去找我们。
《新京报》:你们组织保钓活动以及开这次论坛,经费方面如何解决?
童:这次赴厦门召开论坛,住宿、吃饭费用都是自理,会务费由我来出,资助了几千元。很多民间保钓人士生活虽然不至于穷困潦倒,但也谈不上富裕,经费基本上都是自理,负担还是比较重。后来我们组织了出海保钓活动,逐渐有了些捐款。上次出海保钓,我个人捐赠了2万元,但冯锦华和张立昆都将这笔钱平均分给了每个出海的志愿者。
《新京报》:很多人曾表示很关心你们保钓活动中所募集经费的管理、使用,你有何看法?
童:现在想向我们捐款的人很多,也有人提出过这种问题,曾有人对我们表示过:“我可以向你们捐款,但你们得公开化,合法化”。我想,在有了团队之后,保钓运动会愈发成熟,经费的募集、管理、使用也会更加规范、透明;但我们以前仍然把经费的使用状况在“918爱国网”里进行了公示。
《新京报》:联合会的成立对保钓运动有什么意义?
童:很长一段时间,保钓活动都是个人行为,现在有了联合会后,就形成了一个合力,发挥出团队的力量。
我们要租用钓鱼岛
《新京报》:“中国保钓联合会”成立后,你们会有些什么举措?
童:我们明年同样会举行出海保钓活动,为此,保钓志愿者们正在作准备,天天在练习,但近期正在实施一个大的举措,争取租用钓鱼岛……
《新京报》:是吗,这个举措比较令人吃惊,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童:我们正向有关部门进行咨询,因为国家不是刚出台新政策嘛,允许个人租用无人岛屿,所以我们想租下钓鱼岛进行开发和经营。
《新京报》:这个举措很有想像力,也挺大胆的,你觉得国家会批准吗?
童:我们正在努力,肯定会有一定难度,但我个人对结果感到十分乐观。
《新京报》:即使你们租用钓鱼岛的申请被政府批准了,但有没有考虑过很现实的棘手问题,就是你们如何登上钓鱼岛进行经营和开发呢,据我所知,钓鱼岛是有日本军舰守护的。
童:这不要紧的!首先,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染指钓鱼岛是窃取我国领土的行为,我们中国人根据中国法律依法对钓鱼岛开发经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实问题我们也考虑到了,但只要申请得到国家批准,剩下的问题民间来解决,至于跟日本打官司、交涉什么的那是我们的事了。所以,不要担心,先拿到租赁权再说!而且我们正在申请开辟一条航线,让中国人可以赴钓鱼岛观光。
《新京报》:日方有没有在钓鱼岛上进行开发和经营?
童:就我们所知,日本还没有开发钓鱼岛,据说钓鱼岛目前归日本一个家族“拥有”,但听说日本想把钓鱼岛租给美国人作靶场。
《新京报》:你认为获得钓鱼岛租用权对于保钓运动有何帮助?
童: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管从历史渊源还是地理构架上说,钓鱼岛都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根据“国际法”对自己领土开发是一种实质性的捍卫领土完整的行为,对于宣示主权更具实际意义。
民族主义要拒绝非理性
《新京报》:针对民族主义的讨论现在比较多,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持各种观点的都有,批评者有之,褒扬者有之,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童:我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种精神,民族主义在每个国家都存在;即使在欧洲和美国,尤其在“9·11”之后,民族主义色彩也很浓厚。不过,要把网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区分开来,网上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也就是“愤青”,我们是不赞同的。对待网上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也要换个角度看,平时生活中压力比较大,到了网上就无所顾忌的发泄;其实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罢了,它不能代表主流的民族主义。而我们所宣扬的民族主义是指和平、理性的民族主义。
《新京报》:你认为民族主义怎样可以避免走向极端?
童:其实,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极端,一旦从网上转入网下,到具体的操作和活动组织上,它就会变得非常理性,说明中国人非常成熟了。我们在保钓活动中,一直最强调的就是自始至终的理性。
《新京报》:你与那些看法不一致的人士是否曾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和交锋,例如,前段时间你写了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患录》,其中提出了基因武器论,似乎引来了不少批评和争论。
童:这方面的交锋和讨论还真的很少,一般我是不作回应的;一方面我要管理公司的事务,一方面还要从事对日索赔和保钓活动,时间并不多。
民间保钓记事
●第一阶段
1970年9、10月间,香港学生兴起保卫钓鱼岛运动,11月下旬,行动得到美国威斯康辛和普林斯顿两大学学生呼应。
●第二阶段
1996年7月“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北小岛设置太阳能灯塔。
同月,日本政府宣布实施二百海里专属经济区,把钓鱼岛列岛包括在内,并派出海上自卫队舰艇巡逻。
9月2日香港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并计划借船在下月五日到钓鱼岛拆毁灯塔。
9月22日由“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主办的“首航钓鱼岛”突击队18名成员和42名中外记者,乘坐“保钓号”出发前赴钓鱼岛。
9月23日保钓行动委员会10名代表及台湾保钓人士一行60多人分五船进入钓鱼岛水域,受到16艘日本军舰围堵,对峙两小时后放弃抢滩计划回航。
9月26日“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陈毓祥从保钓号跳下钓鱼岛附近水域,表示中国人有权在国土领海中游泳,不幸遇溺身亡,
10月7日港台保钓人士陈裕南、曾健成及金介寿成功登陆钓鱼岛。
●第三阶段
2003年6月22日,冯锦华、张立昆、罗就(港)、曾海丰(港)等15名人士组成中国民间“保钓团”,从浙江省玉环县出发,前往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宣示主权。
6月23日上午8时50分左右,“保钓”船在距离钓鱼岛不到50海里的地方遭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军舰和飞机的拦截、驱逐。
当日下午3时许,“保钓”船被迫返航。
10月9日,一批内地、港台民间人士再次组织出海保钓,在前往钓鱼岛途中遭到日本多艘军舰的拦截,保钓人士几经努力之后不得不于20时15分返航。返航点距离钓鱼岛仅百米。
□本报记者 段宇宏 北京报道
转自搜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