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夜话:辽宁锦州公安局长是怎么样打黑的(上)

　　王立军，全国赫赫有名的打黑英雄，现任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获得过很多荣誉，在全国将近170万个警察里面，他可能是获得荣誉的次数最多，同时获得荣誉的规格最高的一个，他是仅有的几个还活着的一级英模。以下是中央电视台《新闻夜话》栏目对他的专访内容：

　　题目：锦州市公安局局长是怎么样打黑的--专访锦州市公安局局长(下)

　　播出时间：2004年2月26日CCTV—12 23：30首播

　　2004年2月27日CCTV--12 12: 35重播

　　出镜记者：刘雅薇 编导：杨红叶 助编：杨燕怡

　　嘉宾：王立军 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

　　导视：

　　主持人：您是全国闻名的打黑英雄，但是您的同事告诉我们说，其实您并不太愿意谈打黑？

　　王立军：对，我不太愿意谈打黑，因为打黑给我带来的困惑也非常多。

　　主持人：去年您专门到西西里岛去考察过，和当地的意大利黑手党也有过接触，在你看，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就是老百姓一般说的黑社会犯罪和这些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吗？

　　王立军：我觉得黑社会犯罪，如果随着法律进程建设的话，在称其为黑社会，这个讲来的话，就不是一个法定术语。

　　导语1：

　　上一期节目，我们采访了辽宁省锦州市的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他以扫荡黑势力闻名全国，打黑将近20年，有人统计过，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王立军和他的战友一共把800多名犯罪分子送上了刑场，王立军获得过很多荣誉，是全国将近170万警察里面，仅有的几个还活着的一级英雄。

　　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在接受我们采访前，对我们说，千万不要把我塑造成一个英雄，我是个弱者，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期节目的片断。

　　上期回顾：

　　主持人：您可能是全国将近170万警察里面，获得的荣誉的级别最高，获得的荣誉的次数最多的一位警察，您得过的奖项，一次一级英模，两次二级英模，还是全国十大杰出民警等等等等，非常的多，在别的民警要得到这么高级别，这么多荣誉，至少得死三次以上。

　　王立军：建国以来人民警察被授予一二级英模的，应该说都牺牲的，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主持人：有人出高价钱想买你的姓名，而且这个价钱是过一段时间就会升高一次？

　　王立军：在最白热化的阶段的时候，竟然有人说出来，能不能拿500万把他干掉。

　　导语2：

　　打黑警察到底要面对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会继续专访辽宁锦州的公安局局长王立军。

　　访谈：

　　主持人：您是全国闻名的打黑英雄，但是您的同事告诉我们说，其实您并不太愿意谈打黑。

　　王立军：其实我还是怎么说呢，破案还是我的常规的一些做法，至于打黑，它不是每个月都打黑，甚至说每年都打黑，而且也不是说每个地区都有黑社会，打黑是我们在社会治安和刑事犯罪当中不多见的，但是现在又是作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犯罪问题，所以说作为打黑，它不是天天在打黑，只是历经了一个阶段，受组织的指派，上级的命令，带领一批人，像打一个战役一样。所以说作为打黑，因为这个背景它过于复杂，所以你谈的打黑，从层面上好说，那么从背景上说，有时候不太好说。我不太愿意谈打黑，因为打黑给我带来的困惑也非常多，仅仅是危险还不够。那么如果说打黑，首先就是要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关系，就是要把关系突破，就是我们经常统称为的那种保护伞，另外就是协调，这个打黑协调是非常困难的。

　　主持人：协调什么？

　　王立军：协调方方面面的合作关系。

　　主持人：比如说像公安、政法各个(方面)？

　　王立军：它是公、检、法、司。所以这样的话，它整个一个程序要走下来。那么还有危险，如果说在对敌斗争当中，已经很危险，那么打黑不是更危险吗？应该是所有的整个执法当中，最危险的这么一个过程。还有就是负面，就是说打黑过后，还有很多负面的东西，由打黑者来自己承担。因为辉煌是属于我们一个团队的，安定是属于社会的，那么困惑自然就是你自己的。至于说承受多少危险，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漫长的这一种负面的东西，需要由打黑的组织者，所谓打黑人员自己来承受。所以正是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我看近十来年，我们打黑人员，屡遭报复的。甚至是坐在被告席上当被告的。我看也是。

　　主持人：您自己也当过被告？

　　王立军：应该说，我因为打黑，当了18个月的被告。

　　主持人：您说，对于打黑的警察来说，辉煌是暂时的，困惑是永远的，安宁是群众的，负面是自己的。

　　王立军：对。

　　主持人：那么您是生活在负面和困惑里吗？

　　王立军：应该说吧，我想作为打黑者恐怕是辉煌不重要，就是这个困惑和负面的东西是显得尤为重要。应该说打黑之后，你要应该说终身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是要必须面对的。

　　主持人：所以你对我们的编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打黑，说讲到打黑的时候，你感到灰心，说这些年以来得到的全都是教训？

　　王立军：也不是这样。我说我觉得的打黑不是说灰心，就是说打黑困惑很大，打黑里面有教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就是黑社会那个层层的关系网，和他们强大的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他们可能已经伏法了。他们可能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了，但是和他们所牵扯的那些人，都在各个层面上，甚至有了一定的职务，有了一定的社会载体，各种背景并没有被司法机关摧毁，所以说最后他要把这些不满的情绪锁定在打黑者身上。所以说，我想的话这里面的教训，困惑就是很多的。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觉得打黑就是什么什么，不是这样。起码你打黑稳定了一个地区的社会治安，起码你打黑为弱者讨回了公道。起码你打黑，是公安机关必须所要执法的这么一个重大课题。

　　主持人：你是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对打黑警察这个职业充满了热爱呢？因为你好几次都想离开？

　　王立军：好像说，对打黑警察这个职业它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应该说对警察这个职业，我还是觉得说，确实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情感，这是一句话两个方面，打黑不是每个人都情愿打，但是也就像面对危险一样，组织上决定的，你就必须要去做，而且做的要好，要必须完成，否则你就完不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作为你作为一级领导干部，你作为一个公安机关的，你作为一个班长，一个团队的负责人你就无法向社会交代，这是打黑所必须要完成的。那么就是说作为警察，我对警察这种情感，确确实实，由最初的，我的选择并不是我非要当一个警察，那么由最浅显的一种情感，到现在我觉得是难以割舍的。

　　主持人：你过去的一位老领导说，说再难的工作，只要交给王立军做半年肯定能见效？

　　王立军：我想这是对我的鼓励，当然可能因为我也觉得我带队伍里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我有我自己的一些办法，认真就可以，既充满规则，讲规则，能够充满人性化的东西的，这样的队伍比较好带一些。

　　主持人：我知道在您调任到锦州，做公安局长之后，当地的民警他们原来8小时上班时间，现在变成要24小时轮班，越到夜里面查得越紧，另外你还实行倒查机制，就是说对办案的时候有失误的警察，对他们处理的时候，绝不留情，你觉得做你的下属，会不会认为你是一个很苛刻的领导？

　　王立军：我想这也不是，其实我觉得警察都有他自己的事业心，都是同样付出辛苦，那么何尝不找出自己的人生的定位呢？我想我这样做也就是说，改变我们过去那种原始的滞后的那一种工作方式和工作流程，我们这样做正是和西方警务体制接轨的一种形式，或者就是按照西方警任体制，按照我们国家现有的社会发展程度，来改变我们的整个的警务模式。这也是客观规律，因为犯罪87%发生在夜间，那么恰恰我们呢，夜间的时候93%的警察下班了，这样的话应该说犯罪分子在整个犯罪当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控制的盲区和死角。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可以让群众增加见警率，增加安全感，也提高了与犯罪分子的碰撞机率，那么倒查机制，我想这也不是我们警界，应该说每一个单位界别都是非常提倡的，也不是每一个事情都倒查，我还是讲究规则意识，但是对一些重大案件有影响的特别的案件，或者说事件，你安排之后，当然要有一个倒查机制，你应该尽职尽责的地方，或者你应该能力所达到的地方，所达到的结果，而你没有达到，或者已经给你安排的事情，你没有认真去做，造成了失误，那当然就要追究你的责任。

　　主持人：去年你专门到西西里岛去考察过，和当地的意大利黑手党也有过接触，在你看，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就是老百姓一般说的黑社会犯罪和这些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吗，和世界上其它国家？

　　王立军：应该说对意大利这些有组织犯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讲的黑社会犯罪，我觉得黑社会犯罪，如果随着法制进程建设的话，再称其为黑社会，这个讲来的话，就不是一个法定术语，应该叫有组织犯罪，这在世界上是通用的。那么包括我们一些国家，包括意大利本土一些党派，把意大利一些有组织的行为称之为黑手党，那么实际上他们也是一个党派组织，所以我想的话，应该说叫有组织犯罪，他们整个的形成，和我们国家的这些团伙犯罪的形成有很大的不同。

　　主持人：那你跟我介绍说，国民收入在一千到三千美元之间时候，是有组织犯罪，也就是黑社会犯罪的高发时期，中国现在刚好是处在这个时期，所以说中国的打黑警察是最辛苦和最危险的？

　　王立军：应该说吧，根据世界有关方面的统计，就是一个国家，它的国民收入在一千美元和三千美元之间的时候，是社会治安的最低谷时期，也是案件的高发期，就是人们在一千美元和三千美元之间的时候，它属于一个生存带，一旦超过三千美元，它才对社会上一些公益事业，包括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关心他人，也在体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说三千美元以下的时候，和一千美元以上的时候，正是属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说社会治安也就属于正是一个案件的高发期，也不仅仅是我们国家这样，国外也是一样。就我们国家这么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能够在建国五十几年当中，把法制建设搞到现在，能够这么一个国家这么多民族的国家，能够把我们整个社会治安指数控制到现在，我说我们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应该面对这样的事，就是现在的社会治安，一些特别个别地区的社会治安混乱，是必然现象。

　　主持人：你跟我们说，说千万不要把你塑造成一个英雄，你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弱者，你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弱者，还是说你觉得打黑警察都是弱者？

　　王立军：就是从我个人意愿上讲，就是我不想让大家把我看成是一个英雄，因为首先，这些事情能够形成，这些事业能够干成，这些案子能够破获，不是我一个人的行为，应该是一个团队的行为，是一个整体的行为，是方方面面的知识，这不是我在这里讲什么客套话，因为你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是需要大家的合作，是需要大家前赴后继，甚至忘我，这种奉献，当然还有组织的支持，方方面面这是综合因素的结果，所以说把这个英雄壮举集中在一个身上，特别集中在我个人身上，我当然我觉得受之有愧的。所以说我觉得千万不要把我塑造成一个英雄这样的。但是要说警察这个群体是英雄群体，这个我说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警察群体本身就是高危群体，他的寿命平均只有47岁，他的生命指数是非常脆弱，在和平时期，他是不能够享受和平的人员，而且我们现在每天是天天有牺牲，每年都牺牲500多人，这在一个国家的进程当中，应该说这个整个队伍中，他的牺牲频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他是一个高危群体，就高危群体的指数来论证警察，他不是弱者，有很多人在见到我的时候，他看到我走过这么多的一些不平凡的历程，而且看到我破坏那么多的案子，甚至我好多次负伤，甚至说生生死死，所以基本群众他们本身是弱者，但是他能拉着我的手说，他说你真不容易，他们觉得我不容易，所以我恰恰从另一种心态上讲，我好像我觉得我也是弱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危险系数远远高于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所以我想我也是弱者，作为警察的职业，我们应该从弱势群体的心态出发，更好地去工作，为他们找回公平，找回公道，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方便，这是一个执法者的良心所作。

　　主持人：你会一辈子都打黑打下去的吗？

　　王立军：如果有需要的话只要组织指示我去打黑，尽管可能我自己有困惑，尽管我知道有更多的危险，尽管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或者生生死死，但我觉得还是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命令，警察和军人一样，以执行命令为天职。

　　主持人：你是一个打黑局长，但是我们在做前期交流时候，我发现您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带学生的导师，更愿意讲自己的研究室，更愿意谈自己学术方面，在有组织犯罪等等这些学术方面的一些成就？

　　王立军：因为这些案件能够破获，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需要我们更多有以文化的警察，需要我们的科技科研做支撑，那么这些年为了能够更好地破获案件，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为了能够应对新时期犯罪的现代化，暴力化，智能化，我和我的战友，特别我本人也是坚持这样，坚持搞研究。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带学生，也带研究生，而且这些年，也一直和国内外的学术部门，在搞一些学术课题研究，我有现场的心理，包括DNA，包括搞一些现场的其它的实验，包括对不同区域的人群犯罪，有组织犯罪进行分析搞一些学术课题。这样，就是说我们能够用科技手段，用文化做支撑，破获更多的案例，一个案件的破坏，包括能够走好法律程序，司法程序，应对我们特别是，司法的改革之后，我们国家由过去的有罪推定突然间提速，向一部列车一样，变成无罪推定，应该说我们整个这种改变是需要高科技文化做支撑的，包括今后的司法诉讼，你的任何证据，都是需要你拿出，有科学含量的有科技含量的证据拿到法庭上去，才会被认可，这是必然趋势，所以我长期以来带学生在搞科研，我曾经也想过，如果能够允许的话，允许我能不能去真正地去做一名教授，因为我现在做几个大学的客座教授，或者研究生导师，作为研究室主任，当然了，从目前看，这种可能还没有，因为组织上还在谈，还是应该在行政岗位上，带领队伍，为地方社会治安做一些工作。

　　主持人：受了这么多次伤，从生死的边缘又被救回来，你现在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王立军：还可以，就是我觉得目前也是很累，有的时候经常觉得身体的伤痛，特别刮风下雨，或者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总有一些不适之感，但是目前还能维持，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