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瘠的土地上种出的药材当归产量低、个头也小

经常外出乞讨，计划生育政策也难以落实

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到祖宗的坟头上烧炷香

村里家家住的都是这样的土坯房

　　为什么来西安乞讨的多是甘肃岷县人。是什么原因令他们甘愿忍受卑下甚至屈辱的生活？难道仅仅是由于贫困才促使他们选择了乞讨？难道他们真的贫困到了只能以放弃尊严并放弃孩子的尊严去活着？为了解答这众多的疑问，记者随一家乞丐来到了他们千里之外的故乡进行深入探访———

　　乞讨生活是清苦的，也是城里人所无法想象的。简陋的环境，粗糙的食物，日日放弃尊严在大街上向路人伸手，怎么说在心底都难以承受，更别说自小就以这种方式来生活的孩子了。

　　为什么来西安乞讨的多是岷县人？是什么原因令他们甘愿忍受卑下甚至屈辱的生活？难道仅仅是由于贫困才促使他们选择了乞讨？难道他们真的贫困到了只能以放弃尊严并放弃孩子的尊严去活着？

　　得知后俊文将带儿子回家，记者透露愿去他家乡看看的想法。他同意了。

　　2月27日下午，踏上西去的列车，经过一夜的颠簸，以及一上午长途汽车的跋涉，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牛儿山，后俊文的家乡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全村十有八九都讨饭

　　走进虎龙村，几乎全是黄土夯筑的土屋，寒碜，贫穷，荒凉。

　　后俊文的家，四壁生尘，像是很久没有住人了。屋里待不成，记者只好随他到父母家坐。炕烧热，后俊文的父亲拍着手上的土邀大家上炕。一张炕褥子既脏又破，连炕沿也盖不住。一盘端上桌的干馍，泛出青黄色且发出酸味，嚼来难以下咽。坐在一旁的邻居后文彦叹息着说：“村上大部分是坡地，天气又凉，收不了多少粮食，一年到头，节省着还能够吃，要是家里人多，填饱肚子就难了……”

　　虎龙村隶属小寨乡，共10个村组，其中5个组没有电，大部分组没通公路。后俊文所在的10组，337户人，人均一亩三分地，由于路的缘故，平时要进乡入城，只有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上打来回。

　　在这里，要想盖间砖房，也是极不容易的，村民董发俊说，一块砖原本几分钱，可从近百里的山下运来，一下子就成了2角多钱。路不通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但最让村民苦焦的是雹灾、水灾。灾祸一来，不仅庄稼受损，就连原本蜿蜒崎岖的道路也会被冲毁。加上海拔高、气候冷、木柴少，村民们只好用干牛粪烧水、做饭和取暖。为了节省，村民们把三顿饭减成了两顿，不是菜面饭（有限的面条和青菜烩成），就是洋芋条稀粥。因为条件差，一次外地来乡上巡视的领导感喟地说，要能在这个地方坐下来都算了不起了。

　　记者发现，村子里很多人都有过要饭的经历。有的村民甚至说，“全村人十有八九都要过饭”。另一位村民说：“按照较为保守的估计，外出要过饭的村民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他们去的地方，近则兰州、西安；远则长沙、北京；再远些，连黑龙江也有人去。一说起乞讨，被采访村民要么毫无顾忌，要么便一笑置之。

　　乡书记曾三赴兰州领人

　　“我也是虎龙村的，小时候很穷。后来嫁到山下，生活才好些了。”小寨村2组的刘水花2月19日告诉记者，由于外出乞讨的人太多，现在她把自己开的小商店里的电话已经增到了4部。

　　她在乡街道上的小商店并不算太红火，但是“电话量不错”。她经常可以看到准备坐车出门乞讨的村民，“有时候都是整车整车走”。刘水花说，有时候，有的村民走前要请她帮忙给亲人留个话什么的。而更多的人都会把她店里的电话号码记住，以便联系亲人。“原来只有一部电话机，因为打电话的太多了，只好又增加了3部。”根据刘水花的统计，从去年到今年，一个月平均也有几十个从外地打来的电话，这些电话不是请她转告家里亲人自己的境况，就是转告家人到木寨岭接从外乡乞讨返乡的人。这种电话，尤其到了“四、七、十”乡上逢集的时候就更多，一天要有七八十个电话。

　　2月20日早9时至9时30分之间，记者在她店里就发现了很多村民“按点”来接打电话，据大致计算，半个小时共有18个电话打来，其主要呼叫地在成都、郑州等地，而打电话的有虎龙村村民，也有其他村子的。据调查，乡街道上除了她的电话，李成锁、白华文（音）也经营这方面的“业务”，电话量也很不错。对此，小寨乡书记裴成业告诉记者，近年来，外出乞讨已不仅仅是虎龙一个村，其他村子也有这方面问题。“近两年来，乡上对这一现象该劝的也劝了，费了不少心，可就是不奏效。前年在得知小寨乡村民有到省会兰州要饭的后，我还专程和县民政局的人3次到兰州找人，可一去，人家就躲了，去了3次，均无功而返。”裴书记紧锁着眉头。

　　由于当地太阳紫外线照射强烈，整日在外劳作的妇女们大多被晒得两颊紫红，为了挡风沙和遮阳，岷县及周边县乡的妇女们多爱包块大头巾，或者花4元钱在代销店里买一顶黄军帽。由此，一旦外出，仅从此特征，就基本上能判定来自何地。

　　“公开信”劝不住外出行乞人

　　针对小寨乡的情况，岷县县委县政府给予了足够重视，并在2003年11月9日，向群众散发了由岷县文明办、小寨乡党委联合起草的“致小寨乡群众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近年来，小寨乡部分群众抛弃家园，让大片良田荒芜，携儿带女外出乞讨，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一些人把这种手段当作发家致富的门路，长年累月厚着脸皮去讨要，挨打受骂，过着非人的生活，丧失人格尊严，多么令人痛心啊！这种行为不但给我们小寨乡带来了不良影响，还使整个岷县在外界的形象受到损害。乡亲们，请大家认真想一想，在别人面前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地乞讨，受侮辱，遭白眼，心里好受吗？再说，我们总不能祖祖辈辈伸手讨钱过日子呀！

　　……

　　“亲爱的乡亲们，长期出门讨钱，自己丢人现脸不说，受害最深的是孩子们，正是上学的年龄，就开始学习乞讨，这是多大的耻辱啊！孩子像一张白纸，您想在上面画啥就成啥，责任在大人而不在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都靠乞讨过日子，把孩子培养成懒汉，我们活着还有什么希望？我们的国家还有什么前途？如今党的富民政策这样好，致富的路子多种多样，大家应当利用各种条件，靠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重新树立起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珍惜人格尊严，自觉维护我们岷县人的形象，齐心协力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可是，信发出去后效果并不理想。岷县文明办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淇告诉记者，本来信发出后，还要在该乡召开一次动员大会的，可因为突遇震灾就又忙着救灾去了。不过对存在的乞讨问题，他说“还是必须要严肃面对，认真加以引导的”。

　　据悉，早在2002年，县上就对出现在兰州的岷县乞讨人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进乡上门摸底调查。但是，调查的结果最终没有公开。不过，有人透露，外出的岷县乞丐，最差的一年讨几百元，好的能有数千元，而这比在家待着强多了。

　　扫盲班进村不见人

　　对小寨乡“乞讨”风，早在1994年，庞武老师便深有感触。

　　庞老师那年暑期到小寨乡扫盲，可是去了好几个村子，却根本找不到人———一问，才知很多村民借着这时候，带孩子出去乞讨了。“本来文盲就比较多，可是越不学，越没文化，越没出路！”

　　庞老师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担忧。如今，乞讨风气的盛行，小寨乡里有太多的孩子在寒暑假见不到影子。在虎龙村7组，一位女孩自小随父母到四川乞讨后，就再没有回学校念书，如今十六七岁了，还一直在乞讨。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村里孩子的学习生活也十分艰苦。虎龙村村民后春景、后春苗兄妹俩都在虎龙上学，由于学校离村子太远，早上天不亮兄妹俩就要下山，中午啃一块干馍，到了下午才能回家吃上一顿晚饭。2月19日晚上，记者在他家里看到了正狼吞虎咽的兄妹俩，两人碗里都是青稞面条拌洋芋条，面汤上见不到一丝油星。

　　相比于贫寒、艰苦的学习，在外乞讨的孩子们似乎物质方面还要强于他们。但是，乞儿们则在童年时期就过早领略了人生的冷暖，尊严的沦丧。由于常年外出，许多孩子纯洁的心灵上也涂抹了这个年龄所不该有的灰暗色彩。据一些老师称，出门乞讨过的孩子，明显要比没出去过的淘气、厌学，且自尊心不强。而还有一些孩子，开始像大人一样对乞讨有了依赖性。

　　除了渐趋加重的厌学倾向。外出乞讨还给当地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困难，甚至引发了一些家庭变故，妻女被拐、感情破裂，是乞讨家庭中极易发生的事。而对这些家庭，其受到伤害最严重的则是孩子。

　　贫困是外出乞讨的主要原因

　　“村里太苦了，可以说就是穷山恶水。”2月19日记者与县上包村干部苟魏林谈到小寨乡的问题，他把乞讨的原因归结为贫困。

　　“恶劣的自然条件，积重难返的经济格局，使小寨乡的工作非常难搞。”苟魏林指出，客观的自然地理、气候等因素，是小寨乡贫困的现状长期以来难以改变。乡长王永祥指出，自然条件可以称得上残酷，首先，人多地少，可耕地更少。全乡16702亩土地，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坡度在25度以上的地。这样的地，不仅除洋芋外种不成任何庄稼，连该县最适合种植的岷县当归都长不好。此外，年年水灾毁路，道路不畅发展经济则必然受阻。

　　造成当地水灾频发的原因是植被稀少。据了解，在1988年至1996年间，由于缺乏严格管理，小寨乡等周边地区的树木植被被滥砍滥伐。虽然退耕还林已提到日程上来，但以目前每年两三千亩的速度还需要一段时间。

　　当然在分析贫穷原因时也有人认为是贷款难。县民政局副局长常铭兴承认，面对“十年十灾”的实际情况，作为主要用于救灾的救济款，要想帮助农民通过有限的扶贫款来发展经济，显然不太实际。而在扶贫款方面，由于要当年贷、当年还，且手续繁琐，有些干部认为，这也给已经有了乞讨依赖性的农民，造成不愿冒风险借贷的现实。“这样，不敢贷到不愿贷，农民启动资金的不足继而导致发展瓶颈，形成贫困基础。”

　　几乎所有人都会把贫穷归结为乞丐产生的根源。在物质条件匮乏乃至威胁到生存的时候，行乞讨要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还会在一定区域内形成风气。这在历史上，往往会出现在水灾频仍，祸患迭出的地区，如明清时河南、安徽等地。在这些地方，常年拖儿挈女外出逃荒要饭极是平常。但调查中记者发现，乞讨并不仅仅是因为贫穷。

　　可怕的行乞论

　　随着外出乞讨人员的增多，小寨乡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那些拖儿带女出门乞讨的，手里多多少少有了些钱。而没有出门的，或者说坚决不出门的，相比之下，反而成了村中较贫困的。于是，在现实面前，逐渐生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想法：反正不在本地乞讨，外面的人又不认识我，等乞讨有了钱，就可以回家过好日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人对出去乞讨见怪不怪，可以说，几近“笑贫不笑娼”。尊严是无价的，可在一些人来看，只要手里有了钱，即使丧失了尊严，反正在外又没有人知道。抱这种态度的不在少数。而这，也是近3年来乞讨行为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岷县的自然条件差，而很多具体农活，则要女人来做，与其极艰辛的劳动而收获不大，不如妇女带着孩子外出乞讨，这样即使丢些脸面，却不费力。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很特别。很多家长中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即孩子在家里呆着，还不如外出乞讨，因为出去至少孩子可以见世面、开眼界，否则，一直让孩子在家里待着，以当地家庭的条件，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大山。甚至有人认为，过早地让孩子在乞讨中体验人生，过早地学会屈辱地面对生活，其社会适应力会越好……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小寨乡乃至县上的一些做法才遇到了无形的“抗拒”。

　　慢慢地，对乞讨的认识也与传统看法产生了分歧。认为有人出去后丧失人格，道德沦丧；女的出去还很容易引发不安全事故，害了一代又一代。当然也有人则认为，山沟里本来闭塞，孩子出去了，见了世面，懂得了礼貌，而且还缩短了与城市的距离……

　　但是，也有坚守着尊严，不为风气所动的村民。如虎龙村的董居喜，今年39岁，身体不好，做不成重体力活，而妻子也常年卧床不起，家庭情况在村里也是很差的。在女儿董小琴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妻子病重，小琴为了照顾母亲，差点辍学，当时有人就劝他外出乞讨，可是董居喜硬是咬咬牙，说“宁愿去死，也不愿去讨饭”。通过努力，董小琴没有失学，学习成绩也很好，如今已是小寨初三学生的她，回想起当年，还是深深为父亲当年的话所激励。她说，一定要好好学，将来好走出那个小山沟沟。

　　针对“流行”在当地的这种观念、，一位村干部指出，这乞讨风的流行，明显是只顾眼前利益的“热坨坨（馍）”现象，不仅影响了下一代，也给岷县人脸上抹了黑。

　　岷县乞儿将向何处去

　　为了改善自然条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县上采取了很多有力的举措，其中将小寨乡部分村子外迁玉门就是一条主要的措施。可是，外迁工作开展已有3年了，效果却不如人意。

　　岷县县委曹座城副书记介绍，原定计划在虎龙、珠治、太谷三个条件差、较贫困的行政村率先搬迁。但时至今日，很多人去了就又回来了。“从条件上讲，玉门地处河西走廊，且灌区实现了‘三通’，其自然条件、交通条件都是强于小寨乡的，然而，一部分人因为与当地人不太融洽，最终还是选择了回来；还有一部分人则因故土难离，根本就不愿前往。”

　　“目前收容制度已被废止了，对于他们，被动遣返的可能性很小，而且由于他们主要都是妇女、儿童，根据妇女儿童保护法，既不能对他们采取强制限制措施，又不能依照一些法律规定，对其实施人身控制。”曹座城副书记认为，只有在立法上有所突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光靠宣传是不行的。

　　其实，管理还有其他方面的难题。据调查，小寨乡村民外出的路线有两条，一是顺出扎河到小寨乡上坐长途车到木寨岭，过黄水泉直奔陇西坐火车；一是翻牛儿山，到酒店子（地名），搭漳县去陇西的班车。这两条路线都不经过岷县县城，且相距较远，故政府部门即使要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针对那些眼皮底下外出的乞讨村民，村干部有时想阻止，出面劝说，也往往会被村民以出门探亲或外出打工“顶”回来。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量乞儿从岷县涌出，流向外面的城市。应该说，贫困和自然条件恶劣是造成岷县小寨乡部分群众外出乞讨的一个原因，但深层的原因，恐怕也有好逸恶劳的因素存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对岷县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考验，同时也给整个社会出了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