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议论还要继续多久，这无疑是人们给这个发展迅速的国家一个最合身且喧嚷的称谓。同样，如果没有他们这些被招商部门广泛并热情地宣传为“廉价劳动力”的人群，“世界工厂”的论断将没有任何成立的可能和前提。

　　这个庞大的即将作为世界工业生产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工厂，无疑将会更多的吸收来自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失业人员还有那些内陆地区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现在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依旧可以从位于这些“准世界工厂”中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初期经历过的对劳工剥削”的影子，比如中国的“长三角”或者“珠三角”地区。

　　今天，我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走进了这些劳工，来到位于“珠三角”的广东东莞，触摸刻在这些制造着中国现代化的人群身上的伤痕——一项关于切实保护这些产业工人合法权益的组织或者法规的建立在此刻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紧迫和重要。

　　在企业家地位越来越高，他们的生命安全也变得越来越为更多人关注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关心他们车间里的那些工人的生命安全，希望尽量不要克扣并能按时发放他们已经可怜的工资——因为他们是中国新的工人阶级，是中国现代化的不可或缺一部分，所以在合法制度鼓励下所制造的事实——以牺牲他们权益漠视他们权利为代价的现代化必定孕育着更大的风险。

　　文 本刊记者 任一龙

　　2002年10月16日 阴

　　上午从广州出发到被称为“制造基地”的东莞市。

　　这里的街道看上去显得很狭窄拥挤。随处飞驰的摩托车带着尖叫声呼啸而过，马路上不时走过那些拿着大包小包头发散乱睁着一双期待眼神的工人。

　　楼下是嘈杂的人群，孤独地摆放着几辆自行车，楼上也是很清净，《东莞日报》就在这样的楼上。但是这里的劳工热线却一点也不冷清，负责接听劳资纠纷热线的记者杨国泰说天天都有关于劳资纠纷的热线，多则四五十个，少则二三十个。有不发工资的，有老板强行加班的，也有不退押金的、还有打骂工人的、更多是工伤事故没有人管，“几百万外来人员，发生点劳资纠纷也是正常的。”

　　刺了膝盖的许大军

　　10月17日 晴

　　上午从东莞乘车到长安镇。

　　17岁的韩军，个子高高的带着一张消瘦的面庞，身上的衣服明显地看上去小。见到他时他正蹲在墙角为自己花了十元钱买了一张劳动力市场入场券但却没有找到工作而沮丧着，“连普工（最简单的工种）也找没有找到”。有一家叫福田纺织厂在虎门的工厂招人，但必须要交120元的押金才能上班。他已经有三年在外打工的经历，此前他在广西南宁的饭店，后来到广东东莞厚街的一家电子厂，因为加班时间太长，每天都要工作15个小时，没有星期天，每个星期二下午可以出厂门，但是必须有主管的副厂长的签字。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发工资，公司一般压一个月的工资。本来想出来挣点钱给家里读书的妹妹用，可现在12岁的妹妹已经离开了学校。他希望尽快找到工作，来这里四天的他没有找到一份不要押金的工作，最少得也要100元，而他身上仅有20元钱。幸亏这里的天气好，晚上还可以在劳务市场外面铺几张捡来的废旧报纸度过一个晚上，要不然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已经晚上9点多了，在劳动市场外的招聘广告牌前，一大群人依旧借着从远处小买部晃过来一点微弱的光线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

　　街上的大商铺都已经关了门，只有几个小卖部的灯光在沉沉夜色中孤独地亮着。几乎没有人知道甘元坊三巷的确切地址，许大军就住在那里。他的膝盖被机器给切了，至今单位没有给他任何补偿。

　　当我们到达时，许正在吃饭。这是一个把一楼层分成十几个个小屋子的出租房屋的人家，三合板插成的屋子连楼道也堵了。在一个用薄的三合板插成墙壁的一个约5平米的屋子里除了一张窄小的床之外，里面局促的甚至不能同时站立两个人。几张不知名的美女画孤零零地挂在墙上，床头挂着几件破旧的衣服，还放着几本已经被翻得又黑又破烂的艳情书。地上仅有棋盘大小的桌子上摆着一碟已经剩下不多的土豆丝。

　　尽管许和他的女友热情地招呼着我们，但房间太小，以至于我们的交谈不得不到院子的铁大门前进行。

　　23岁来自四川南充仪陇县复兴镇的许是2002年6月23日开始在长安镇的东莞世昌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冲件组工作。“这个工厂招工的都说你们要有残废的准备，十个好人进来，有八九个出去都是残废”，车间工友说的话一个月后的7月20日就在他身上就验证了，他的膝盖被冲击转切了一个伤口。

　　以后的事情让他更为伤心：组长给他80元要他去看病，2天输液80元钱几花完了，问他们的邓组长和蔡主管要钱得到回答都是要他自己解决。在借遍了同乡的钱之后尽管医生说必须还继续治疗，没有了钱的许在女友的搀扶下又回到了这间屋子。现在他的膝盖骨已经发生严重变形，刺穿缝合后留下的伤疤上依旧隐隐作痛。“这样的例子你可以在厂里随时听到。”他说。

　　许大军每天早晨许6点起床，7点赶到单位开始工作。晚上一般都要加班到11点，每天的劳动时间少于13个小时。这个在进厂他还有1000多工人的工厂不到一个月就走了二百多人。由于“这个单位名声不好”没有人愿意来，便制定了介绍一个员工奖励30元钱的政策。工人为了挣这笔钱不得不介绍他们认识的同乡朋友来这里，同样等待他们的依旧是要做好残废的准备。

　　黑社会的“中介”

　　10月18日 晴

　　上午。长安镇的街心花园东侧的冲头外经办职业介绍所。

　　不时有人晃过头来看几眼门前立着的几个招聘牌。嘈杂的大厅里几个稀稀拉拉的人正举着头看墙上的岗位介绍，有的则走到柜台前有点壮胆似的突然喊出一句话，人们都回过头来看。几个姑娘挤出生硬的笑操着冷冰冰的话站在柜台里，朝投向他们的目光不断摆手叫唤，让这群人来购买他们提供的待出售的岗位。

　　“介绍费多少钱？”我问。

　　“介绍费30块，公关费100块。包你一个月之内找到工作。”

　　“为什么还要叫介绍费那 ？”

　　“你想呀！我们给你找工作不得给工厂里主管招工的人送红包，还要请人家吃饭，就是这些钱。”

　　“我找工作你给介绍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我给你掏红包费？”

　　“你到底找不找工作？不找你一边去？”一个低个子的男人从里头出来叫着。

　　营业员在收了我130元之后给让我去找介绍员黄兴权。黄答应中午带我去纺织厂找工作。

　　然而中午12点我再次来到这里时，黄说找工作的车已经开走了，要我明天来。“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马上给我走人！”，当我提出没有在纺织厂做过想换个工厂时黄大叫道。我拿着收据去找营业员要求给我退钱，“交了钱就给你忙慢慢地找，我们这里从来不退钱！”

　　“你要叫唤去外头叫唤去，我懒地理你。”旁边的营业员也对着我骂了起来。

　　“你再交100块，给你找个工作。”一脸横气的黄走出了对着我说。

　　“我不在这找工作了，把钱退给我吧！”我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愤怒。

　　“想找工作就再交100（块），要是不想交现在就给我滚出去。”就这样我又交了130元。

　　黄递给我一张纸条，要我去找虎门镇怀德工业区越君鞋厂的尤老师。“那里平时不让出门，只有星期天可以出来。”

　　“他们真他娘的！中午就没有车拉人们去找工作。”。当我出来时，旁边一个交了钱同样也是在等待工作的小伙子小声地骂着。

　　下午。长安镇劳动分局。

　　宽大的老板桌后面蔡局长悠闲地用手指梳理着头顶光亮的头发，有些不耐烦地介绍着他们处理劳资纠纷问题的成果。“镇上大约有3000多家企业，其中台资、港资、日姿企业约有2000多家，本地的企业1000多家。六七十万工人不发生劳资纠纷根本不可能。”去年6月份就发生了三起台湾老板逃跑的事情，工厂就剩下一些搬不动的机器，涉及2000多工人。

　　“外资企业对劳工这些年有点好转但也不是太让人乐观，广东当地人开的企业最为凶。他们在当地都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管理也就是说说而已。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牵扯到税收财政的问题，也就关系到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升迁。”甚至劳动部门的人也承认在这个本地人口只有3万多人外地人多达70多万的镇上所发生劳资纠纷是非常恶劣的。“随便打骂工人，随意克扣工姿，无限时加班，工伤事情不处理，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搜身，劳动合同随意不签，不准员工休息”，最后他叹了口气说了句“这种事情太多了！”

　　招工的秘密

　　10月19日 晴

　　早晨被吵醒了。爬起来顺着楼层望下去，密密麻麻的人群在长安劳务市场外排着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宽大的街心花园外边，人群还在不断地涌来。人们向前观望着，不少穿着警服的保安站在旁边维持秩序。“每个周末都有招聘会，一张票10块，每天都有一两千人来找工作。”同屋的人说道。

　　中午，虎门镇怀德村工业区越君鞋厂。高高的大门前两头石狮子爬在那里和门口的保安一样凶，两侧挂着与解放军共建文明单位的牌子。

　　“尤老师”不在，只好在厂门外等着。四川达县的张国平也在这里等他老乡。两年前他也是这个厂的一员。“受不了，太累了，天天加班到凌晨一两点，一分钱的加班费你也别指望。什么人权也没有。”令我惊奇的是他居然用了“人权”这个词。他说尤是他们老乡，“这个人特别坏。”。“这个厂天天加班，出来的人说这是虎狼窝”，在门口施工的工人这样回答我关于越君厂待遇的询问。

　　下午见到了尤，他看着黄写的纸条，疑惑地问：“每天加班到一两点你能受得了吗？”因为要回长安镇取行李，尤再三叮嘱我回去告诉黄以后不要招男工了，单要女工。

　　“你再交140的押金。”说话的时候尤头也没有抬。

　　“我现在没有钱，可不可以先少交一点。以后在工资里扣，行吗？”我小心地试探着。

　　“不行呀！没有钱怎么工作那？不交钱怎么工作那？”尤坚持说。

　　就在我之前，一个工作了半个月的小伙子来辞职。尤问他为什么呀走，他说太累了身体受不了。“你会写辞职申请吗你？”尤看着辞职申请凶狠地叫着。“我告诉你怎么写：因为我家里有事要辞职，不需要厂里任何报酬。记住了吗？”

　　“押金退吗？”交了140元押金的小伙子问。

　　“谁告诉你退押金。”

　　小伙子写好辞职申请让他们的主管签字去了，押金的事他再没有提起。

　　晚上。回到长安，我把今天的事讲给同屋的人听时，“这样你不懂吧！”他揶揄着说，“一般，这里的中介和用人的单位的关系是非常不一般。这里的许多厂因为很辛苦没有人愿意去，他们每天在中介所打出招聘广告。要找工作你必须交一百多块的中介费，还要去单位交一百多块押金，这些就将近三百块。一般一个工人在一个地方很少干完一年，平时克扣的就不说了，你走的时候，厂里不会给你退这些押金，而且大部分厂在发工资时都要压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你不仅拿不到你应该拿的工资反而要把自己的押金和几个月的工资被扣到厂里，这样他们招工不仅没有花一分钱而且还要挣钱。另外，中介所的人和用人单位勾结起来，提高中介费，每个月底中介所的人就会把“利润”交到招聘单位的招工主管手中。你知道吗，这里不缺的就是劳工，全国的哪个地方劳工这也有。一个大厂有几千人，每年就招聘工人的收入的也是很大一笔。”

　　这工厂就是黑店！

　　10月20日 晴

　　七点就起床。按照昨天尤的交代，早早地就站到了越君厂的门口。正如昨天那位先生说的，这个厂也是每天都有招进来的人，保安说此时尤正领着新来的工人去各个车间上班。

　　“你交70块的押金吧！。”这是尤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

　　“记住啊！这个钱不退！你不要到时候要走了再找麻烦。先给说你清楚！” “不是说有规定不让收押金吗？”

　　“谁说的！现在不管哪里都要收押金！”尤直瞪着我说。我被安排到砂底部。

　　一个大铁门还有简陋的保安值班室安放在宿舍区门口， 高高的两排宿舍像监狱的囚室一样延伸着，两条下水道从每一个门口穿过，上边许多湿淋淋的衣服不停正往下掉水，阵阵潮湿的气味迎面涌来。两排三层快要抵到房顶的铁床，破旧的蚊帐，光光的床板还有一张张发黄的草垫子，随处挂着的衣服，地上乱扔的酒瓶，这就是宿舍。

　　“你就睡这吧！” 孤零零的床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保安指着第一间屋子一进门的那个光光的床板对我说。

　　“这是黑店！你还来！”，睡在我上铺的郑慕颖认识我以后说的第一句话。18岁的他是2002年8月从老家湖北襄樊老河口来这个厂的印制部工作，交了140元的押金。“每天加班到12点以后，有时候赶货要到两三点，一天最少要干14个小时，直到现在来了两个月还没有领过工资。”他甚至给我写了一张工作时间表：

　　上午 7：30——11：30

　　下午 1：00——5：30

　　晚上 6：30——最少12：00

　　“二三十个人住一个家，最多的时候第三层床铺都住上人一共住了38个人。”来自安徽的宋庆指着房顶告诉我。和所有的人一样，他床上也同样铺着一张4块钱的草垫子，“晚上没有盖的就拿衣服盖住肚子。”。

　　已经是夜里12点，宿舍的人还是不多。买了一张4块钱的草垫子，我也睡在了光光的硬板床上，翻身都能感觉到疼，门前水沟里蚊子轮番地进行攻击。黄平说他们每天睡觉都到了两点以后。也许是太累了，当我被蚊子咬醒的时候已经凌晨3点多了，还有听见有人在宿舍外洗衣服，不时地小声说着话。

　　除非一年有367天才会有我们的休息日！

　　10月21 日 阴

　　今天是我来这个厂的第一天。

　　早晨6点多人们就起床了。他们拖着疲惫的睡意打着哈欠，忙着叫醒其他人，开始说每天都可以听到的黄段子。

　　7点。我站到了尤的门口。从宿舍出来的人这时也纷纷向自己的车间跑去，开始他们一天的生活。尤把我带给砂底部的主管。

　　“这里每天加班到一两点你受得了吗？”主管看我疑惑地问。和砂底部其他人一样我的工作的是把各种运动鞋的橡胶材料在机器上打磨好。

　　19岁的田邦化就在我隔壁的机器上工作，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轰鸣的机器前点豆子般的睡着，我担心他的脸会贴在快速转动的机器上。“昨天晚上12点多下班，他妈的！累死了！”他说。

　　陈定强是主管给我找的师傅。“哪里有休息天？除非一年有367天才会有我们的休息日？”他打着哈欠说，“来这里打工不怕，怕的是还要搭上一条命！这里的活根本不是人干的！我们曾经三天三夜连续加班没有休息过一眼。五一、国庆、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放假！”

　　“为了防止工人开工资后辞职，这里发工资都一般要押一个月，10月发8月的工资，11月发9月的工资，到年底为了怕人们发了工资回家厂里还是要押两个月的工资。就你，想领到工资要等到2003年1月份。” 陈定强瞪大眼睛告诉我，“这厂很坏，不让工人辞工，因为押金也是工厂是很大的收入，有的工作两三年的都辞不了工，辞了他不给你押金，有的甚至工资你都拿不上。”

　　上个月一条生产线的50多名工人由于受不了连续加班的高强度工作要辞职，工厂不批准。他们在大门口被保安拦截了，后来是在“110”的帮助下他们才走出工厂大门。更多的人是在没有任何要求下离开这里。他们要辞职只有一个办法，不能带自己的行李，不能向单位提出任何要工资的申请，并且把通这些写到自己的辞职申请里。有的人为了离开这里而不受到惩罚不得不在半夜把自己的衣服卷在一起从车间外的高墙上扔出去，然后爬上墙上逃跑。当然他也把工资和押金留给了工厂。

　　最令他们气愤的是工厂开大门的时间。为了防止工人在开资之后一去不返，以前每个月只开一次，时间还是在发工资的前几天。后来改为只有星期天才可以出厂，但是没有签字谁也不能走出大门，并且保安还要翻看工人身上带着的任何物品。被称为“赵哥”的人愤怒地说着这里发生的事情。

　　中午12点，下工了。我们在保安的监视下，开始吃饭。已经发凉的大米，还有一小碗里的汤，漂着几片海带丝，工人说这叫“紫菜过水油星汤”。

　　12点50分。宿舍里的人不多，他们吃了饭都径直去车间了。安徽绩溪的宋庆说自己的车间里的轰鸣声已经响起了，迟到是要罚款的，边穿衣服边往外走。

　　下午2点上工。陈定强和我聊起了他的女朋友。“她在‘包装台’作。”陈用手指着我们隔壁的车间说，“你知道他们叫那里叫什么吗？叫‘鬼台’，他们很少有加班不超过半夜12点的一天，他们的苦我看也够你们出几本书。”。车间里的机器不停地轰鸣着，手里拿着一个本的女监工不停地在我们身后走来走去。

　　5点45分下工吃饭，6点50上工。

　　我们车间楼上是贴底部，就是把运动鞋鞋底的各个部分用胶粘成一体的部门。8点多我和切割鞋底的两个人去那里找粘好的鞋底。一股刺鼻的气味从楼梯上灌下来，车间里大部分是女工人，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刺鼻气味的熏陶下整个车间没有一个人带着口罩工作。这里没有人告诉他们采取什么预防措施，也没有告诉过他们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会得什么病。低头沾胶水的王花的鼻子有点疼，她说自己得了“大鼻子病”，这也是她仅有的一点对自己职业病的认识。“上个月两个14岁的四川女孩刚刚走了”，她低着头说。

　　晚上11点50分了。车间里的机器声音小了，人们也开始收工了。陈定强没有动，他还要继续的等他的女朋友直到下班。“估计他们今天加班要到两点”。

　　晚上，郑慕颖说他们车间里的童工有10来个。

　　劳动局和童工的游戏

　　10月22 日 阴

　　早晨6点。人们还没有起床，保安已经开始在宿舍里的大叫了，“起床了！起床了！”。一脸病容的陈定强打着哈欠告诉我“你知道昨天我对象几点下的班吗？真他妈！2点！”

　　依旧有打着哈欠在工作的工人，依旧是女监工走来走去的身影。

　　上午没有看到昨天刚认识的湖南常德的王和平（化名），他很瘦小，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的样子。不喜欢开玩笑，只是低头工作。陈定强说早晨刚来的时候还看见过他，也不知道他上那里去了。

　　“今天早上午劳动局来检查了，大哥（车间主任）让我在宿舍里躲着。” 再次见到王和平已经是晚上7点开始上班。和他一样，来自河南信阳的十六岁的强子（化名）也接到了这样的命令。

　　“他们怎么会知道劳动局要来检查的？”

　　“你想呀！这个工厂在这里都快十几年了，连这点关系也走不通吗？”

　　已经是晚上12点50多，当我到达强子的宿舍时，他还没有下工。宿舍里仅有2 个人。“强子1点半回来是早的！”同舍的人说，“写写强子吧！他绝对是小童工，刚来的时候累得都爬不起来。”

　　他睡的是下铺，和大部分人一样，光光的床板上面有一张草垫子，什么盖的也没有。几件衬衣和裤袜孤独地蜷缩在墙角。门大开着，门外的叹息声越来越多，人们陆续下班了。

　　“感觉累吗？”他晃着瘦弱的身体回来了。这时已经是凌晨1点半了。

　　“累有什么办法呀！没钱读书呀！”叹了口气，他冲我笑了笑出去了。此刻，院子里的路上，人流依旧不断地从车间里地涌出来。周围车间的灯火依旧明亮地悬在夜空中。

　　切了手指的金贝

　　10月23 日

　　今天我收到了车间主管给我带来的押金条，上面写着“今收到伙食费70元”。

　　“不是押金吗？怎么变成伙食费了？”我有些不解。

　　“给你就拿上，问那么多干吗？”

　　中午在隔壁的房子里见到了湖北罗田人，17岁的金贝。

　　他现在是残疾人，1985年出生的他没有读完中学就随着姐姐来到东莞打工。 7月23日下午，刚刚来这里一个多月的他在工作中被切割机把左手手指给切了。第一次主管给了他500元钱。

　　“就这100块了！剩下的钱你自己去借好了！”在他再三申请下主管说道。当他对经理说自己进厂时交了164元的押金现在已经没有钱了，经理又对着他说了一遍：你自己去借好了！

　　“你的病好了就出厂，咱们厂不养你这样的闲人！一个工人的手指断了，休息了一个月就上班了，我们还没有给他钱！1999年一个工人腿断了不到一个月，还不能走路的时候就上班了！”——这是几天前，工厂的蔡副经理要他辞职时给他举的例子。刚刚把申请交上去的他希望工厂“给我二三百块钱，我就走。”和这里的大部分工厂一样这里也没有替金贝说话的组织——工会，他说自己从来就没有想去找劳动部门。到现在连在不远处工厂工作的姐姐也不知道他的手指被切割了，他不想告诉姐姐和父母，怕他们担心。

　　记者在他6月份的工资单上看到这样的数字：

　　工作时间：23天 330小时 （平均一天工作14.2小时）

　　公司工资：280元 计时工资： 155元

　　扣款共计：129元 其中冲凉2元 房租10元 报户15元 卫生5元 餐具费25元伙食70元

　　实发工资：306元

　　11月24日 晚有雨

　　“你怎么可以这样写那？给我重写！”

　　“怎么写，你回去问你们老大（车间主任）？就说你不想干了，不要单位任何报酬！”当我再次见到被称为“老师“的尤时，只能听到他厉声地叫喊，和我第一天看到的情形一样。

　　当我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的辞职报告已经被撕成几瓣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车间主任显然不耐烦了。“什么是自己有事要辞职？你这样写，就说因家里有事情，我要辞工，并且不要单位任何报酬，离开工厂发生任何事情均有单位无关。”他给我改了一遍。“记住了没有！以后学着点。”

　　就这样，当我再次把申请交到尤的手上时，他笑了。保安把我的行李从里到外都翻出来，在搜遍了我所有的口袋后，放了我。

　　链接：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外出务工大军呈持续增长之势。在我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作为以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体的特殊劳动者群体，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仅以广东省为例，现有进城务工人员达2629万人，外来工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2亿左右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在有些行业，丝毫不夸张地说，撤除了民工也许整个行业都将瘫痪。事实表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和不可剥离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劳动群体的合法权益，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切实保护。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承担起维护外出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任务，是中国工会不可推卸的分内职责。

　　2002年12月27日《工人日报》：帮助民工追讨欠薪工会责无旁贷

　　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于1925年5月1日，是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强大的全国性群众团体，也是当今世界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自成立时起，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到2000年底，全国共有1.03亿工会会员。目前，全国已有约3.5亿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其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职工有2亿多人，现仍有1亿多职工没有被组织到工会中来，工会在组织建设方面面临着繁重的任务。

　　中国已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于已经实施，而公约规定劳动者有罢工权利，中国在批准该条文时没有对该规定提出保留，表明中国政府同意履行这一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