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本报热线接到北京阳光学校一位老师打来的电话,说该校广西籍校长上任刚一个月就走了,并带走了学校今年刚收上来的280多万元学费,老师在电话里向我哭诉:“目前学校的教学秩序已经大乱,老师们工资发不下来,学生们也无心上课,希望信报帮帮我们。”接到电话后,我意识到事态严重,马上和同事对阳光学校进行了采访。
我们先后去了三次学校,采访了很多老师、学生、家长和教育主管部门,了解到的情况与电话中老师所述基本一致。4月8日,《阳光学校校长卷款蒸发》的稿件见报了,但稿子见报后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反响弄得我有点儿发懵。
稿件见报当天,报社热线一个上午就接到了十余个电话投诉,对我们这篇稿子提出质疑的全部是阳光学校的老师,甚至有位老师前一天刚刚接受我们采访,第二天就反口说所有的话都是我们杜撰的。即使在我们出示了录音佐证后,该老师仍然坚持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在愤怒之余,我也极度不解,是阳光学校的这些老师希望媒体曝光此事,为什么见报后又是这些老师将矛头对准了记者。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当天下午,阳光学校的一名老师给我打来电话,对报道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希望我继续做跟踪报道。我追问他,为什么很多老师见稿件上报后突然否认事实,良久这位老师告诉我:“请你们记者来,是希望通过你们解决问题,不是让你们来写报道的,你们一报,很多老师就忐忑不安,怕自己因此失业。”“那你们岂不是把记者当工具使。”电话那头默然。
长期以来,我很为自己从事的职业自豪,因为这个职业可以用舆论的力量保护一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们。但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职业操守受到了质疑,而提出质疑的恰恰是你曾经想方设法为他们直言的人们。
好在我们有图片作证,好在我们有采访录音,好在事实如此无法颠覆……事隔多日,阳光学校的报道风波业已平息,但亲历了这场维权奋争,我却如鲠在喉。坚持报道真相,坚持维权,记者没有错;而希望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希望鞭挞社会上所有的恶行,阳光学校的老师们似乎也没有错,但到底是谁错了呢?
信报记者张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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