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监察部关于3起特大安全事故调查情况汇报，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决定。会议同意接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的辞职请求。此前，中共中央已批准马富才引咎辞去中石油集团党组书记职务。

　　2003年12月，重庆开县罗家16号井发生井喷、导致243人丧生惨剧后，要求部门首长引咎辞职的民间呼吁，已经见诸报端。如今，马富才以部级职位请辞获准的消息，使这一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中国青年报》当日援引中国人大毛寿龙教授的观点说，所谓的“高官问责”，是对于技术上本可以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承担责任。“高官承担责任有四个层面：一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向受害者和公众负责；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也就是向执政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承担民主的责任，向选举自己的人民代表和选民负责；四是承担法律的责任，要向相关法律规定负责，看是否有渎职的情形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富才作为中石油负责人和部级高官，首先应对井喷事故承担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

　　这位学者至少说出了引咎辞职这一特定行为的某种规范性特点，即官员在并未直接犯有过失和存在渎职违法的情况下，还必须为与其行政职务相联系的道义、行政和政治等方面的一定风险承担责任。比如，马富才身为中石油总经理，不可能也无必要管到某个下属企业具体井口的安全防范和救险措施，对于事故发生并无直接责任，但是，正是在以他为首长、负总责的行政领导下，中石油下属职工中有人安全防范不严密、抢险救人不得力，给公众带来重大伤亡，也使一家国有企业蒙受了巨大经济和道义损失，并使上级政府面临一定社会压力。对公众、对政府、对本部门、对社会舆论，他都难辞其咎，主动请辞是理性的选择。

　　实际上，舆论对于过失官员引咎辞职的思考，此前已在逐渐深入。

　　2001年6月间，深圳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领导干部因个人决策失误或工作过错，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引咎辞职”。

　　去年11月20日，四川省委组织部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领导干部必须自行引咎辞职的几种情况。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建议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引咎辞职制度，让政府和公务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防止权力滥用。

　　这些消息得到舆论普遍关注和详细探讨。《羊城晚报》有关报道说，按以前惯例，一个官员的行为有过失或不当，但是没有触犯刑律，也没有违反党纪政纪，往往难以追究其责任；“引咎辞职”制度填补了这个空缺，它使得官员行为被完整地置于监控之下。

　　马富才请辞获准，肯定将成为这一番讨论的最新援证。有人呼吁，过失官员引咎辞职应该成为行政运行的一个常态和惯例。但是，能够“引咎”的行政行为如何确定？官员的责任意识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类似的问题会接踵而来。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引咎辞职使得人们对公共权力的要求和定位发生了变化”。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过去很难被追究责任，到如今这些因素有可能迫使一个官员自觉交出乌纱，这两种状况之间，无疑需要跨越极大的观念鸿沟和制度差距。如何重新看待和审视行政权力中蕴涵的丰富责任，以及相对应的向谁负责等种种问题，也许将成为舆论下一步的关注方向。而这些，也是建设一个责任政府中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联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