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重庆之后,杭州、北京、济南等地也建立了青少年紧急避孕援助中心。张惠法 摄
国内首家“少女意外妊娠援助中心”主任曾庆亮认为,以往的大学生管理条例早已不合时宜对话动机
全国首家少女意外妊娠援助中心在重庆已成立了一年多,伴随着中心的成立是各方的争议,有人认为是对少男少女的性行为纵容,有人认为此举是“正视问题的表现”。继重庆之后,北京、杭州、济南、西安、成都等地相继成立了这样的援助中心。作为首家提出对意外怀孕少女援助的机构,现运作情况如何?4月13日下午,本报记者采访了重庆市计划生育科研所附属医院院长、重庆市少女意外妊娠援助中心主任曾庆亮。精彩言论无论如何要检讨我们教育本身的问题,不能光靠医生在后面去收拾残局。起码性教育的“缺席”,使得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不懂得如何成熟地看待性;使得少女们面对恋人提出的性要求时,不懂得或者不善于说“不”。性这个问题堵是堵不住的,关键是如何去疏导,作为以前的条例,大学生意外怀孕了,本来就很痛苦,你学校还要开除,简直是落井下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社会、伦理相关的性道德、性人格的培养,这些不是目前中学教育中的生理卫生课就可以简单解决的。
《新京报》:你好,曾院长,这些天联系采访但你一直很忙,是否援助中心的工作让你难以抽身?
曾庆亮(以下简称“曾”):是的。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对少女意外怀孕进行援助的机构,方方面面的事都是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每个医生都得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不光是对这些女孩们援助,还要对她们的心理进行研究分析。
一年援助400受困少女
《新京报》:当初建立援助中心是不是也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
曾:从科研的角度讲,当时我们研究所有些课题正好涉及到这方面。从医疗的角度讲,从门诊就诊情况和人流情况我们发现,这几年少女怀孕后来人流的百分比呈上涨趋势,以每年6.8%的速度递增,1995年大概只有13%,现在,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要占到(人流总量)三分之一多。
《新京报》:重庆建立援助中心的初衷是什么?
曾:许多女孩由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意外怀孕,她们本身就很痛苦,但又不知道如何正确寻求治疗,要么到药店,要么到私人医院,而一些做人流的个体医院技术条件、消毒设施都非常糟糕,态度也不好,这些很容易给怀孕的少女造成阴影,甚至影响个人健康乃至给整个家庭造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设立一个公益性的门诊为她们服务。
《新京报》:你们援助了多少女孩?
曾:接受过治疗的大概有四百个吧,进行过咨询的就数不过来了。
《新京报》:对于你们援助的这些女孩的构成情况,有没有进行过分析?曾:绝大多数是学生吧,也有一些是辍学的,这个我们不会刻意地去问。在某种程度上,她们都不满18周岁,最小的才12岁,她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有责任解除她们的痛苦。
《新京报》:在这里接受治疗,费用全免吗?
曾:这些少女多数是不满18周岁的女孩,没有经济能力。我们就免掉她的手术费,有些药品是厂家赞助的,也免费。但对于有些药品还是收费的,如果要做药物流产、无痛人流等,麻醉药品的费用,她们还是要支付一部分的。
《新京报》:医院自己垫付其余资金吗?
曾:重庆市计生委给我们的政策是,按照实际援助情况,可以去他们那里报销一部分费用。
《新京报》:你们中心刚建立时,有人担心这样会纵容孩子犯错,您怎么看?
曾:这个就好比消防队的关系,不是说有消防队了,大家就都去放火了,通过对这些救助的孩子的情况分析,发现没有一个是愿意怀孕的。我觉得还像一个人触了电,很疼,但还没有打死,你跟她讲这个电有多危险,及时地给她一个教训,一个指导,这非常重要。
女儿被施暴家长“忍气吞声”
《新京报》:对她们怀孕的原因有没有了解过?
曾:多数是因为性冲动,一时控制不住吃了禁果,很多并不清楚性是怎么一回事,有的简单地认为(事后)洗洗就行了。还有一些,确实是遭遇强暴什么的,遇到这样的女孩,我们就会劝说她,对其实行法律援助,建议走司法程序。
《新京报》:也就是说,很多女孩被强暴并不去报警,而是一直瞒着?
曾:是的,有很多女孩都是这样。最后,肚子越来越大,知道怀孕了,走到我们这里来,才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劝说她们走司法程序,将罪犯绳之以法。
《新京报》:她们同意吗?
曾:通过做思想工作,一般的还是同意的。去年6月1号,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女孩讲了她的经历,当时读高三,她和另三名女学生一起旅游,住在当地的一个小旅馆里,晚上四名女孩全被一伙不明来历的男子强奸了,事后四个女孩都没有报警也没有跟家长说,后来这一情况还是被她的母亲发现了,她母亲便带着她到我们这里来看,当时我们的医生就劝母女报案,开始她们还不同意,后来我们通过做工作,法律志愿者给与无偿的法律援助,母女才同意采取司法程序正视这一问题。
《新京报》:有不同意采取司法程序的吗?
曾:也有,比如说去年年底我们还接待过这么一个女孩,她是高三的学生,也是由她母亲带着来的,医生给她诊治,发现她不是意外怀孕,是性病,尽管咱们这里是针对意外怀孕的少女做妊娠手术免费的,但是鉴于她是学生,也给她免费了,但在交谈中,我们知道,她是和学校一名30多岁的单身教师发生性关系时得病的,这个女孩讲她的老师将她带到学校外面的一个小屋里去做那种事,她知道去过那个小屋的不光她一个,还有其他的女生,听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采取司法程序处理这件事,但是却遭到了孩子家长的拒绝。
《新京报》:她们为什么会拒绝?
曾: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觉得有些家长很愚昧。我们开出的药方,学生的家长还拿给这名教师看,向他咨询行不行,家长之所以不愿意揭穿这件事情估计是有两个考虑,一是,怕事情抖出来影响孩子的高考,一是该名教师答应以后娶这个女孩。你说说,简直太荒唐了。我们试图去说服她们,最后她们却消失了。
《新京报》: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办?
曾:我们毕竟就是一个医疗机构,而且就是医生,很多事情我们做不来。
爱心辅导救回寻死少女
《新京报》:有没有考虑请一些心理医生对这些少女进行开导?
曾:我们有一个志愿者组织,里面有搞法律的,有搞心理咨询的,还有重庆有名的心理学医生加入进来了,另外我们还有30来个爱心妈妈。每一个来就诊的都给她做思想工作,给她讲各方面的知识。在许多少女对治疗产生抵触情绪时,我们就会给她安排爱心妈妈,让她们相信我们。
《新京报》:每一个来的求助的女孩,你们都要把这些女孩的事情告诉她们的家长吗?
曾:这个是需要的,因为牵涉到一个签字问题,因为我们只是医院,做这些手术肯定是带有风险的,就需要她的监护人来签字。
《新京报》:她们会同意让父母知道吗?
曾:有些(少女)实在做不通思想工作的,可能最后就消失了。
《新京报》:也就是说,在你们治疗的女孩当中,每一个都是由她们的父母签了字的?
曾:几乎是这样。这跟我们的法律有关系,像台湾自己签字就可以了,而我们这里还有一些不满16岁的少女,她们还没有成人,没有权利。只有极其个别的我们找她的其他亲属签字。我们曾援助过这么一个女孩,她的父母都在监狱里面,开始我们想到监狱里让她的父母把字签出来,后来有很多不方便的原因就没有搞成,而她是由居委会的老大妈们送来的,最后,我们就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这个女孩的叔叔签了字。
《新京报》:特别强调父母签字了,会不会把一些女孩挡在了外面?
曾: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们中心成立以来,北京、杭州、济南、成都、西安都建立了一些类似的机构,但许多机构并不十分成功,这就跟媒体的报道过分突出签字有关,还没有做思想工作就把这些学生吓在外面了。
《新京报》:除了担心签字外,她们会不会担心保密工作?
曾:我们不是公安机关,不会查人家身份证,互相之间应该是一种绝对的信任,也不排除一些人报假名,不管怎样,我们都会为这些孩子保密。但是爱心辅导是有用的,有些女孩看到有关爱心妈妈的报道,她们一到中心来求助就直接点名要爱心妈妈。
《新京报》:要是没有这些帮助,她们的心灵可能会更痛苦。
曾:对。比方说,我们遇到过一个大学生,她交了一个研究生男朋友,就在她怀上小孩后不久,她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这让她很痛苦,既不敢跟家里说,也不敢跟同学说,她说她想过很多种死法,比方说吃安眠药啊,从楼上跳下去啊,后来她想到无论怎么死,死后警察为了弄清楚死因都有可能解剖尸体,若发现她的肚子中还有一个小孩,她就是死了也会很难受,是不清白的。后来她又想过卧轨,被碾碎了,可能就看不出小孩来了,但又怕碾不碎还是会暴露,最后听说我们这个机构,便想先把小孩弄掉再死就没人知道了,我们的医生和爱心妈妈了解到这些,就为她做思想工作。
性这个问题堵是堵不住的
《新京报》:为什么这些女孩的思想工作比较难做?
曾:她们担心受到别人的嘲笑,受到父母的责备。有一个女孩怀孕了,她同意由我们告诉她的家长,当时她家长的反应完全就是那种晴天霹雳,但这个不光是小孩的责任,也有你家长的责任,也有我们教育的责任,也有我们全社会的责任。试想,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小孩,她能够承受得住吗?
《新京报》:问题还在教育本身?
曾:其实,我们教育部开始正视这个问题了,在去年9月份把大学生管理条例进行修改,大学生怀了小孩不再开除了,还在广州搞了试点。性这个问题堵是堵不住的,关键是如何去疏导,那么作为以前的条例,她大学生意外怀孕了,本来就很痛苦,你学校还要开除,简直是落井下石啊,这里面有学校的责任有医院的责任,有家长的责任。
不能光靠医生收拾残局
《新京报》:但仅仅是治疗,好像不能治根?
曾:是的,无论如何要检讨我们教育本身的问题,不能光靠医生在后面去收拾残局。在国外,从小孩还在幼儿园时,老师就会告诉她(他),她是怎么来的,告诉她哪些人可以接触,哪些人不可以接触,包括男孩,也同样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新京报》:国内这方面做得好像不是很好?
曾:我们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尽管我们现在出现了性教育教材,重庆也有,但是像在大学中就是一个选修课,你不一定非得去认真地学习;在很多中学,体育和卫生是一个处室,讲课的老师有时候是体育老师或者生物老师,这差的太远了,根本就是两码事。
《新京报》:这是近两年少女怀孕增加的根本原因吗?
曾:起码性教育的“缺席”,使得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不懂得如何成熟地看待性;使得少女们面对恋人提出的性要求时,不懂得或者不善于说“不”;也使得她们在面对性侵犯时,不懂得如何有效地保护自己。受孕了,也不能及时采取恰当手段终止妊娠。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要对未成年人进行性知识的传授,还要进行心理、社会、伦理相关的性道德、性人格的培养,这些问题不是目前中学教育中施行的生理卫生课就可以简单解决的。(《重庆晨报》记者陈静对此文亦有贡献)本报记者刘炳路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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