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与靖国神社有关的案例而言，1987年福冈地方法院判决岩手县从县政公款中支付靖国神社的“玉串”费用符合宪法，而1991年仙台高等法院则裁决为违宪。在1988年的“九州靖国神社诉讼案”(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被告)和1992的靖国神社诉讼案(以国家为被告)中，福冈高等法院分别做出了“难以裁定”的裁决，而大阪高等法院在1992年指责前首相中曾根在1985年的参拜“有违宪的嫌疑”。

　　胡锦光表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与日本的司法体制有关。日本在违宪审查上模仿了英美法系的违宪审查体制，即解释宪法是司法权的固有权力，各级法院都能进行违宪审查并做出裁决。但是，日本是大陆法系国家，以成文法作为法律的渊源，法院的判决只是运用法律的结果，并无“遵循先例”的原则，因此法院的判决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这就意味着，这次在中国人看来代表“正义”的判决，因为其有限的约束力以及小泉特立独行的新生代政治家风格，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并没有什么实际的限制作用。

　　靖国：无法解开的中日死结？

　　在被视为中日关系“死结”的历史问题中，靖国神社可谓中国被侵略的耻辱见证。因此，此次福冈法院的裁决以及日本国内的反应，被很多中国人看成日本是否洗心革面的风向标。

　　而这场风波却让中国忧喜参半。

　　黄大慧认为，“从此事件中看不出对中日关系有多大正面意义”。

　　小泉的强硬表态让人失望，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把此次判决称为“地方法院的不当判决”。《读卖新闻》甚至在社论中提出中国不要握着“靖国神社”的历史牌不放，并认为中国批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干涉内政。

　　另一方面，“因为越来越多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声音，小泉在参拜问题上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五十川伦义认为。

　　日本在二战中阵亡的家属也并不都是保守的“遗族会”成员。1986年成立的和平遗族会联合会在其宣言中就写道：“我们在亚洲、太平洋丧失了骨肉亲人，因此痛感战争的罪恶……我们的心情十分复杂，让我们丧失了亲人的那场战争，同时是一场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威胁了亚洲各国和平、破坏亚洲民众生活，夺走了2000万以上的生命。”因此，二战阵亡家属并非都鼓励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有很多家属也认为阵亡者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高原明生说。

　　日本并不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应该如何解开中日关系的靖国死结。日本国内出现了将14位甲级二战战犯挪出靖国神社的声音，并有建议说应该为二战的阵亡军人另建一处非宗教国立追悼设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寒梅表示，这些建议遭遇的保守阻力太大；而且另建追悼设施的建议本身也表明，日本国内对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更多地停留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上。

　　李寒梅强调说，一些日本学者虽然对战前军国主义持反省态度，但却认为发动侵略战争是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道路；一些日本国民不支持军国主义的主张，但是在心情上却趋于保守，对日本右翼抱有同情态度。

　　这样看来，中日关系的死结如何解开，还将最终决定于日本何时驱散靖国阴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