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了阜阳劣质奶粉事件。4月19日，按照中央领导的批示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卫生、工商、质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安徽阜阳，展开调查工作。截至21日下午，阜阳市共查处劣质奶粉经销大户3家，刑事拘留5人，依法传讯22人，查获劣质奶粉1364件。

　　政府有关部门将劣质奶粉的生产源头、销售渠道和销售范围以及相关责任人，作为查处的重点。此举俨然对于制售劣质奶粉形成重拳打击。然而，笔者认为，制售劣质奶粉应当受到惩处，但，作为负责市场监管的相关政府部门，对劣质奶粉的上市交易以及“杀死”幼儿的后果，也显然负有一定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杀人奶粉”已在当地横行长达一年多时间，悲剧再三再四触目惊心地上演，而当地的政府部门监管缺位，无疑为“杀人奶粉”的市场流通制造了可乘之机。

　　诚然，从当前社会诚信萎缩、市场上伪劣商品泛滥的背景来分析，制售劣质奶粉是暴利驱使下的奸商的不法行为。然而，当我们理性地看待劣质奶粉转化为“杀人奶粉”的时候，就不该仅仅谴责和追究奸商的丧尽天良的行为，更应该质问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为何会存在如此大的漏洞，工商、质检、卫生等部门对上市食品的检查、检验、监督的职能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

　　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经销商所在地和生产商所在地的工商、质检、卫生等部门，承担着对奶粉的生产、质量、流通等环节进行监管的法定职责。然而，阜阳等地查处的劣质奶粉许多包装上标示的厂址和电话根本不存在，仅从这一点来看，劣质奶粉没有得到及时的查处就反应出了工商、质检、卫生等部门的失职和部门领导的渎职。无论是在哪个地方出的纰漏，无论他们在执法过程中面临着多大的困难，他们都对劣质奶粉事件难辞其咎。

　　严肃的说，劣质奶粉在阜阳等地长达一年的时间内销售，有关部门政府行政措施却出现“软骨”，实则是制度落实不到位，“执政为民”意识淡薄。现在，各地各部门都建立了责任追究制度，我们在查处劣质奶粉制售的各个环节和责任人的同时，对当地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追究也应当到位，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要以责任追究起到警示作用，敦促政府职能的有效的发挥，避免工作中“着火后再救火”的被动局面。

　　近日，国家总理对劣质奶粉事件做了重要批示，国家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再次开向阜阳，阜阳当地也已行动起来，对奶粉市场进行专项治理。然而，继安徽阜阳、山东曹县发现劣质奶粉后，南昌、太原、汕头、兰州、成都等地工商部门查获大量不合格奶粉。新华社4月23日也报道了在深圳、西安农村发现劣质奶粉。伪劣奶粉还在销售，这无疑又让人感到事态的严重。

　　如果说劣质奶粉事件反映出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的低效，那么，造成这种低效的原因值得我们检讨和反思。在政府部门机构完备，相关食品法规健全的前提下，劣质奶粉却横行市场，祸害人民。那些靠纳税人供养的政府机构和拿着高薪的公务员，不能有效堵住假冒伪劣商品的流通，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们是否忠于职守，就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