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6月11日下午，河北省邯郸市有关领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首次公布邯郸县“6·3”矿难(鸿达煤矿物资3矿瓦斯爆炸)瞒报事件调查结果，并公开承认这次矿难是一起煤矿负责人恶意隐瞒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事件，在这次矿难中共计有12名矿工遇难，而不是原来上报的死亡1人。

　　也许大家都还记得：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发生特大矿难，造成78名矿工遇难，而当地政府官员在事故发生以后坚称没有发生事故、没有任何人员伤亡。而且采取种种方式对事故进行隐瞒与封锁，不让任何新闻媒体进入南丹县进行采访报道，对进入的记者则施以野蛮打压。

　　对邯郸矿难与南丹矿难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地政府对事故予以隐瞒与封锁，只不过程度与方式不同罢了。在南丹矿难中当地政府声称“没有事故发生，南丹发生事故纯属谣传”，而在邯郸矿难中当地政府宣称“死亡1人，伤23人”；在南丹矿难中当地政府采取与黑社会勾结雇用打手威胁进入南丹采访的记者，而在邯郸矿难中矿方用金钱对遇难家属进行收买。

　　我们应该问一问：为什么事故发生后，有些政府官员总是喜欢隐瞒与封锁呢？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首先，当地某些官员与矿主之间常常存在利益关系或交易行为。这我们可以从南丹矿难中看到：矿主黎东明一次就赠送了20多辆桑塔纳轿车给当地有关部门和官员，并获得了各种“优秀企业家”一类的桂冠。虽然目前我们没有发现邯郸矿难中存在这样的交易，但是在事故调查结果未出来以前，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其次，现行的干部人事考核机制还有待完善。我们要么采取“集体负责”，要么采取“行政首长负总责”。这两种问责方式都不免失之于笼统和极端，也就不可能真正彻底解决问题。如果采取集体负责的话，你会发现最终没有人对事故负责；如果采取行政首长负总责，你又会发现行政首长总是害怕负责、不敢负责甚至逃避负责，从而直接导致了隐瞒事故。有鉴于此，我们显然应该抛弃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而应该采取法治化的方式，将问责机制纳入法治的轨道中来，根据各位官员在事故中的责任大小来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处罚。

　　另外，对特大事故的处理机制也不尽合理。凡有此类事故发生，目前一般都倾向于由中央派出一个调查小组进行处理，而不是让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自己进行处理。在当前的情势下，这种方式固然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保证处理效率(地方政府自行调查往往会包庇隐瞒)，但本质上仍不是一种最理想的办法。而且，如果频繁地使用这种方式，不但会使中央有关部门疲于奔命，也势必会降低中央调查组的权威和效力。

　　对事故的隐瞒与封锁，本质上是我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报喜不报忧”官场“潜规则”的延续。一些官员为了讨得上级的欢心，为了个人的仕途，总是采取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

　　新一届中央政府力倡以人为本的执政原则，而出了事故后进行隐瞒封锁恰恰是与这一原则相悖的。为此，我们需要打造阳光政府，落实新闻媒体的监督职能，让群众真正能够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只有这样，隐瞒封锁才有终结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