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部分“城中村”分布示意图（资料来源：《北京“城中村”现象与规划设计研究》）制图/程强

　　城市规划尚未覆盖“城中村”

　　本报讯 “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原有的市区与郊区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不少”城中村“都是外来人员在这些地方自发聚集而形成的。但是目前北京城市规划还没有完全覆盖到所有的村庄，它们未来的发展还要看在总体规划中所处的地位。”昨天，市规划委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少村子（包括“城中村”）目前还没有做好详细规划。

　　据介绍，一般只有等上级规划发布后才能对下级规划的制订提供依据。目前，北京的区县都已经制订了相关的详细规划，但还有不少乡镇一级的详细规划尚未制订，而村级的规划则基本都没有形成。该负责人说，由于在今年的北京总体规划修编中将明确各个区域的未来发展方向，之后将根据总体规划的思路进一步制订区县、乡镇乃至乡村的详细规划，在这些规划中就会对这些处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比较具体的方案。

　　另据了解，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有关“城中村”方面的先期调查已经结束，但相关的研究仍在进行中。

　　■专家说法

　　违章建筑成农民出路

　　受访人：张展新，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目前正进行两项有关流动人口和“城中村”的调查研究。

　　观点：“城中村”的形成，与土地问题有密切关系。随着北京城市各方面的发展，城市和农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本地和外地的界限却越来越清晰。北京的“城中村”现象没有广州等城市那样典型。

　　妥协才能消灭“城中村”

　　受访人：丁微，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硕士。其硕士毕业论文为《北京“城中村”现象与规划设计研究》。

　　观点：从城市规划角度而言，城中村的低密度开发，并不适应其所拥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对城市正常的土地开发形成不良影响，阻碍城市建设。解决“城中村”问题，则是看政府、开发商和土地者谁先妥协。

　　村里都有宅基地

　　张展新目前正同时进行两项工作，一项是调查北京流动人口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另一个是对国内五城市“城中村”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城中村的形成，与土地问题有密切关系。

　　“对于一些农村而言，耕地全都被用于开发了，但是，分给个人的宅基地却没有被征用，也就是说，他们的集体所有制土地还存在。”张展新说，虽然这些农村已经城市化，村里也都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但只要这里还实行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政策，村里的宅基地还在，农民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楼。

　　张展新说，“盖房原则上要通过城市规划，但对于已经失去土地的农民而言，盖大量违章建筑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

　　北京“城中村”不典型

　　“如果对应与广州那样中心开花的‘城中村’，北京的‘城中村’并不典型。”张展新同时认为，除了首都管理等各方面较严格外，也有两地居住观念的差异在里面。“

　　“总之，北京城市与农村的差异并不是很大，而主要是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区别。”张展新最后说。

　　“城中村”浪费城市资源

　　“城市规划这方面来讲，城中村是城市毒瘤，应该剔除掉。”丁微说，即使从不属于她研究范围的社会方面而言，城中村的影响也是非常不好的，如社会治安、周边环境和城市形态等，而且这种不良影响呈一种辐射性的状态。

　　就土地资源方面丁微说，城中村一般都位于城市商业或其他产业较繁华的地方，但所建的低矮建筑，使其仅仅停留在一种低密度的开发上，浪费了大量的城市资源。

　　丁微认为城中村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不利因素。

　　农民生计是个问题

　　就王岐山市长提出的“消灭城中村”的说法，丁微认为，主要看政府、开发商和当地农民谁先妥协。

　　丁微说，“从土地方这个角度来讲，到城市里面居住，可以给他一定的补偿，但他们以后怎么办？农民的生计又成了新的问题。”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三方谁来妥协的问题，或是政府妥协，给予他们更多的优惠政策；或是开发商妥协，放弃自身收益，改造城中村；亦或是当地农民妥协，寻找更广阔的谋生渠道。”丁微说。

　　■代表委员建议

　　整治时须区别对待

　　王维平（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管理委员会助理调研员）：北京“城中村”的现象并不是很突出，但作为首善之都，及时整治是必需的。整治不同类型的城中村，要区别对待。城乡接合部最根本的就是拆除违章建筑；对正在建设之中，没来得及改造的合法建筑的城中村，应该妥善管理；像首钢这样单位里自然形成的城中村，就应该由首钢单位负责。

　　解决问题关键在落实

　　李少华（政协北京市委员，一家城市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城市管理需要规划，不能只注重建设。对于一个城区而言，不能只注重城市中心区的发展，而忽视城乡接合部的建设。一些“垃圾城中村”是城市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而环境污染的治理，不能只管城内不管城外。支持整治“城中村”，但要真正解决城中村问题，关健还是在于各级政府能否落实。

　　■部分城区做法

　　农民变市民全面城市化

　　石景山区农民去年集体“农转非”

　　本报讯石景山区一位官员表示，虽然城区内有的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石景山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情况正在不断好转。尤其是去年一次性将全区的农业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对全区全面实现城市化、现代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据介绍，石景山区经过了几次土地征用后，很多原来的农民已被“农转工”或“农转非”。在2002年12月1日前，全区农业人口为15535人，仅占全区常住人口的4.6%.而农民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也日益趋于城市化。

　　从2002年12月到2003年2月，石景山区通过集体“农转非”，将仅剩的15535名农业人口已全部变为城镇居民，他们在就业、子女升学、三项统筹保险、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方面已与城镇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这次在户籍制度上所做的改革，在北京市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石景山区该官员评价说，将农民变为市民后，全区已经进入了全面城市化的进程。

　　丰台

　　七十余村庄已改造近半

　　今年预计改造完成10个“城中村”

　　本报讯昨天，丰台区农委农村体制改革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几年农村改制，目前丰台区71个村，已经改建了30多个，力争在三年内将丰台区的农村全部改制，全面实现现代化。

　　据介绍，丰台区自1997年就开始对城中村进行改造，由于区内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不太一样，给改造中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也就影响改造的进度。

　　不过从整个改造的情况看，还是取得不少效果，比如对大红门、花乡、王佐等村正进行改造，按照规划要将大红门打造成国际品牌的服装市场，现在已初具规模；王佐的南宫村已经初具现代化村镇的规模。

　　对于下一步旧村改建工作，该负责人还表示，今年预计将对10个村进行改造完成，每年完成对10个村的改造，这样预计在3年内将所有的村改造完成，全面实现现代化。

　　城乡交叉管理有盲点

　　“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比较复杂的现象，转型期城乡的矛盾是其出现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城乡两种管理体制交叉，弱化了城中村地区的行政管理。

　　城管乡管难区分

　　长期以来，我国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形成了城乡两种管理体制，即作为城市区政府管辖的街道办事处和作为一级政权的乡（镇）人民政府。在原来城市和乡村的界限都很明显的地区，这两种管理体制都基本上能够适应各自管理目标的要求。但“城中村”处于城市和乡村的交界处，城乡交错，农居混杂，城乡各自的管理很难区分。

　　如丰台区花乡、南苑乡的一些村，既有农民又有城市居民，街道办认为大部分是农民，不能都由他们管；乡又认为很多农民已经转居，也不该完全由乡来管理，结果出现了行政管理上的盲点。

　　建设管理相脱节

　　“城中村”地区的开发建设缺乏详细规划，建设周期过长，缺乏与建设开发相配套的行政管理规划，建设与管理相脱节。

　　一些“城中村”环境差的主要原因是开发建设缺乏详细规划，从圈地、征地开发到配套设施的建设过程太长，使正常的管理无法到位。

　　这是因为：土地征用上，开发单位一般都先占拆迁任务少，市政设施投入不大的地方，这种“插花”占地的结果一方面增加街乡交叉的地域面积，另一方面，形成新建的居民小区与旧村的民房比邻而居的局面，影响了新建小区的环境。

　　资料摘自《北京“城中村”现象与规划设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