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湖南衡阳大火
衡阳大火中曾被诊断截瘫的记者杨帅，离京前谈起被改变的生活和职业梦想
对话动机
最近，28岁的摄影记者杨帅即将出院。去年，在采访“11·3”湖南衡阳特大火灾时，杨帅被8层倒塌楼砸伤成重伤。在这场特大火灾中有20名消防官兵牺牲。而在4名受伤记者中，杨帅的伤势最为严重，医生曾诊断杨帅为截瘫，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经过8个月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附属北京博爱医院的治疗，杨帅已能重新站立。本月底，杨帅将离开北京返回湖南。
而事故发生以来，杨帅经历了怎样的治疗？为了拍摄新闻照片付出如此大代价，他如今认为值得吗？一场特大火灾，又给一个普通人带来了怎样的永远改变？7月22日，杨帅在轮椅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人物档案
杨帅男，28岁，湖南衡阳人，已婚。
原湖南《衡阳晚报》摄影记者。去年，湖南衡阳“11·3”特大火灾中，为采访抓拍消防官兵们与大火搏斗的瞬间，遭遇大楼坍塌事故。该事故使20名消防官兵牺牲，4名记者受伤。杨帅是4名记者之一。医生曾诊断，杨帅腰椎爆裂性骨折，受到媒体关注。
为护理费欲与塌楼的开发商打官司
新京报：你现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杨帅（以下简称杨）：还好，肾还有点问题。注意不太好就会引发肾积水。
新京报：脚呢？
杨：哎呀，脚的事情大了。神经支配功能没恢复，包括肌肉血液系统都不好。
走半小时就很累，腿抬不起来。我走200米相当于正常人走5公里。每天早中晚都出去走，一天至少走一个半小时吧。
新京报：你知道吗，医生曾诊断你可能要截瘫？当时想到一辈子可能会坐轮椅，你害怕吗？
杨：开始没想过，但第二个手术后，状况不怎么好，才想过也许会一辈子坐轮椅，很害怕。一位医生就送我一本书，关于高位截瘫残疾人自强的，对我的鼓励很大。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站起来的日子吗？
杨：1月15日，是我的生日。（距离湖南衡阳“11·3”特大火灾两个多月后。记者注）
新京报：生日那天许愿了吗？
杨：许愿了，希望能尽快地好起来。
新京报：现在住院治疗花了多少钱了？家里有经济压力吗？
杨：医药费已花了40万，回去后还会在我们那儿继续住院，大概得一年吧。
现在，医药费倒不用担心，全部由衡阳市政府出。护工费在北京一个月1400元吧，都是由《衡阳晚报》出。但出院后的费用还要再协商吧。
新京报：你有办保险吗？
杨：没有保险，我觉得很遗憾。其实记者这个职业很危险，出事前谁也没去想过，出事后才想到，怎么会没办保险。
新京报：你回家后，还需要长时间的休养和护理，这笔钱谁支付呢？
杨：我准备和塌楼的开发商打官司，单位和爸爸正准备起诉呢。但最后能否胜诉，就不太清楚了。
“11·3”在我心里是红色的鲜血
新京报：去采访“11·3”
特大火灾出发前，你想过会那么严重吗？
杨：啊，我觉得特别是摄影记者，他总是和危险在一起，出去采访不会想受不受伤的事。当去采访时，确实没想过楼会塌那么严重。
新京报：你受伤时的现场情况是怎样的？
杨：我想离火灾现场最近能拍到好照片。当时3楼平台上有消防官兵在灭火，就爬上着火楼房旁边的平台，我所在位置和后来倒塌的楼相距只有2—3米。开始时，我看到头顶有砖头瓦片掉下来，赶紧往后撤了几步，蹲下身护住相机。但就一两秒，8层楼整个倒塌下去了，我被气浪掀了下去，掉下平台的就我一个人。当时，一起在平台上的消防官员就有牺牲的，我都拍了照片，有底片，看过，但不想再看了。
新京报：你被摔下平台时，还清醒吗？
杨：当时摔下去后很清醒，想站起来，但腿没知觉，动不了，用手拽，但不行，还以为腿断了，是同事叫人把我背出去的。到救护车上时，都快挤满啦，只能放一个担架，已有伤员在上面，我只能躺在担架和座位间的空隙处。
新京报：你转到康复中心后，有家报纸对你进行了采访，当时你很详细地回忆了那场火灾的情形。那是你手术后第一次回忆吗？
杨：呃，我一直在回忆，但我不愿意去想……它就像一个伤疤，越揭越痛。
新京报：所以，我当时见到这篇报道时很诧异，这么痛苦为什么还愿意配合记者做那么详细的回忆，当时犹豫过吗？
杨：（沉默）我不想，但没法拒绝人家，我觉得必须得把当时的情形告诉媒体和社会。
新京报：对不起，允许我再揭一回伤疤，“火灾”，你现在听到我说出这个字眼的时候，你的心会疼吗？
杨：呃，会有一种恐惧感。
新京报：那一天在你心里是什么颜色呢？
杨：红色！
新京报：火焰？
杨：鲜血！
病痛让我曾想不如在火灾中有尊严地殉职
新京报：对你而言，这场火灾是怎样的灾难？
杨：（沉思十几秒）其实，小时侯我就想过以后残疾怎么办。但是想到缺胳膊少腿的，我就不敢往下想。我当时想，如果那样，还不如去死呢。真没想到……
新京报：这次受伤后还这么想？
杨：现在还是这种想法。
我特别佩服残疾人，现在我认识了很多医院里的残疾人，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忍受这么大的压力。他们不痛苦，我不信，但可能他们不流露出来。
新京报：受伤后你有什么改变吗？
杨：有，害怕出门。以前我很喜欢出去走，但现在我不愿意出去见到人，无论熟人还是陌生人。我不想别人看到我这个样子。
新京报：当你无法照顾自己的起居时，大小便失禁时，想过放弃吗？
杨：想过。有时甚至想，不如在那个事故中较有尊严地殉职，这种感受特别深。
新京报：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宣泄这种痛苦？
杨：我难受的时候，我就不说话。
新京报：这是你治疗中最大的痛苦吗？
杨：我最大的痛苦是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因为我还年轻，刚刚满28岁。我不能只考虑个人，我还有父母，妻子，小孩，需要我。这也是我受伤以后想得最多的事。
怀孕的妻子坚持不在我面前哭
新京报：听说你出事时，你的妻子已有几个月的身孕，现在宝宝出生了吧？
杨：快3个月了吧。4月25号生的，男孩。五一回去了一趟，第一次见到了儿子。
新京报：你给取的名？
杨：不是，但我给取了小名，叫可乐。希望他快快乐乐的。
新京报：问一个尴尬的问题。你的妻子挺不容易，怀孕时却要承受这一切。她哭过吗？
杨：哭过……我妻子属于那种性格比较坚强的，但她不在我面前哭。
新京报：那你哭过吗？
杨：我？哭过两次。
新京报：家人面前？
杨：没有。当时通知要做第二次手术时我就哭了。因为神经受损后，有一段时间晚上特别想睡却睡不着，吃安定、打针都没用。神经活动得非常快，像放电影，很乱的一些事情。都是一些特别离奇，跟现实完全没有关联的事情。
新京报：这种感受和家人倾诉过吗？
杨：唉，没有。
新京报：第二次呢？
杨：第二次……第二次是我之前都得导尿，那天我却能自己尿了。但是医生说这会出问题的，不让我自己尿。我觉得挺难受。
新京报：马上要出院回家了，想过回报妻子这份爱的最好的方式吗？
杨：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还能为我的妻子孩子做些什么，真想不出。高兴一点吧，我每天愁眉苦脸的，他们心里更难受。以后更实际地慢慢去做吧。
新京报：也许女人要求的并不多，一个拥抱就够了。
那么久，是不是没有给过拥抱？
杨：哈哈，对，她一直在家带小孩。我有时也替她想过，一个人在家带小孩……
没想过危险只想拍更好的新闻照片
新京报：听说你的相机在火灾中丢了，是吗？
杨：对啊，镜头还是我自己买的。
新京报：还记得用那相机拍的最后一个画面吗？
杨：我记得，许多消防官兵在灭火，我站在3楼平台上拍摄，离后来倒塌的楼房就2—3米，都火烧眉毛了。
新京报：对于那次拍摄采访，后悔过吗？
杨：后悔？（沉默）
新京报：假如再遇到这种危险的现场，你还会去吗？
杨：唉，这个没有假如啦。
新京报：你当记者时，还遇到过其他危险的事情吗？
杨：有的。如全市旧弹销毁行动，当时离爆炸点只有50米远，没想过是否危险，只想到要拍更好的照片。
新京报：当摄影记者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杨：摄影记者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新京报：假如有可能，还愿意回《衡阳晚报》继续做摄影记者吗？
杨：我需要一个终身的康复过程，（身体）可能会好一点，但不会好太多，尽管我很想回，但……
新京报：摄影在你的生活中占了多大的比重？
杨：我的生活很简单，就是家庭和摄影，我不喜欢抽烟喝酒，也不喜欢到外面去玩，所以，摄影占一半吧。
新京报：这次经历后，比重有改变吗？
杨：没有，只是想我为什么没有把它做得更好呢？
新京报：咱们现在做一假设。假设可以选择记住或者忘记“11·3”那一天的话，你会怎样选择？
杨：哦，那我会选择将一切都忘记。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陶春本版摄影：本报记者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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