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杂记

　　1992年7月24日中国世界语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维也纳，参加第77届国际世界语大会。

　　中国世界语代表团由唐山市副市长、唐山市世界语协会名誉主席宋芳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祝明义、唐山市世界语协会秘书长魏建华、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编辑李宝发和我一行五人组成。

　　维也纳以音乐之城著称于世，它抚育了约翰·斯特劳斯等一批音乐天才。维也纳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这里完好地保存着一批古老的哥特式和青年派的建筑，使维也纳保持着古城的风貌。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则矗立着一座座本世纪的现代建筑。例如作为第77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会场的奥地利中心，坐落在城区东北部被新老两条多瑙河怀抱着的人工小岛上，它的旁边矗立着著名的联合国城；为了维也纳免遭雨季洪水泛滥之灾，维也纳人整治了多瑙河旧河道，开掘了一条新河道。在新老多瑙河的分叉处，建造了水闸和堰坝，以调节新多瑙河雨季和干旱季节的水量。为了观看维也纳市全景，我登上了北郊列奥波特斯别格山山顶，新多瑙河上的堰坝和水闸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这使我马上联想到中国2300年以前修建、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著名的都江堰。

　　7月25日至8月1日，第77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豪华的奥地利中心举行。69个国家的3033名世界语者参加了本届大会。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方国家举办的历次国际世界语大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象往常一样，本届大会的开幕式安排在上午。从下午开始中国代表团就紧张地投入了各种会议。第二天上午我参加了由斯蒂梅茨小姐主持的“新书日”活动，并介绍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刚出版的《世界语科学论文集》和《苏阿芒诗集》。下午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中国报道》读者座谈会。有二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与会者们除了热情赞扬《中国报道》之外，还提出了很多希望和建议，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座谈会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

　　亚洲协调行动会议也是中国世界语者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我们旁听了负责亚洲事务的国际世协领导人徐吉洙主持的讨论。目前亚洲世界语运动还处在分散、弱小的状态，相互之间缺少合作和支持。此外，对不少国家的世界语协会来说，还存在着经济问题。现在亚洲地区各国的世界语协会已经意识到亚洲世运的弱点，这就有可能把亚洲世运推进一步。

　　7月30日，将近三百名世界语者参加了在市政府大楼举行的鸡尾酒会。维也纳地区议会代表维尔纳·法伊门接见了代表们。中国代表团有三人参加了这次酒会，并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对东道国的热情款待，向法伊门表示感谢。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活动外，我们还听了汤金和列文博士的学术报告，欣赏了布霍娃、斯塔纳斯卡娃、斯米奇卡和琼斯的高水平的演出。我要特别提上一笔的是布朗森特伊所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很特殊，它是以说唱的形式来表现的；其间，他唱了一首自编的歌《中国人来了》，以表达他对中国世界语者的友情。这使我深受感动。

　　东道主把这次大会组织得很好，使会议开得既紧张又愉快。

　　巴德克先生是《中国报道》在奥地利的积极代销人。他主动提出在会后当我们的导游。我们都被他的真诚和好意所打动了。他给我们当了两天导游。我们游览了都市公园，在约翰·斯特劳斯纪念碑前留了影。我们登上列奥波特斯别格山俯瞰了维也纳和克洛斯德巴格市全景。他领我们参观了刚命名的世界语公园，拜谒了柴门霍夫半身铜像。铜像原来立在维也纳交易所后面的公园里，后来移至世界语公园。他还带我们去参观了弗兰茨·约瑟夫·巴霍夫火车站里的世界语刊物展窗。其中有刚刚收到的《中国报道》。我们参加了他们的世界语俱乐部的活动。在那次活动中我们认识了维也纳电台的世界语播音员伏加尔。伏加尔能言善辩，像机关枪似地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使我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在那里我还结识了另外一些俱乐部成员。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那里我们还遇见了芬兰和俄罗斯的两位女世界语者，这使我们的会见成了真正的国际性的会见。晚上9时，我们起身告别。巴德克对我说，他们俱乐部的活动一般要到深夜12时。

　　参观国际世界语博物馆是我们的另一个使人感兴趣的项目。博物馆是在1927年建立的，1929年被正式纳入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现在它作为研究和提供人造语言特别是与世界语有关的资料的国际中心。迈耶尔先生在展室接待了我们。他扼要地介绍了世界语发展的历史，介绍了该馆收藏的各种珍贵文献、手抄本和各种世界语邮票。世界语博物馆每年接待来自各国的参观者约六千人左右。正在我们参观的时候，又来了一批参观者。为了不过多地占用主人的时间，我们匆匆地告别了博物馆。

　　我的维也纳之行虽然早已结束，但我的心还是挂记着在大会期间结识的那些远方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