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经济制度创新
余逊达
我国正在进行的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进行的一场带有根本意义的体制革命。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奠基人。他领导中国实行经济制度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无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人类制度文明建设史上,都十分富有特色。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成功的思想变革和理论创新作为先导的
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两种最基本的配置资源的经济组织形式。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去建设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发展历程中面临的最深刻、最难解决、对社会主义命运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教条化的理解及其他一些原因,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是长期以来为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重要论断。因此,要在计划与市场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首先就必须打破思想束缚,改变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观点。
在党的领导层中,邓小平是最先敏锐而又深刻地认识到解放思想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的领导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支持并领导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这就为后来的制度创新准备了思想前提。
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总结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对计划与市场以及这两种经济体制的运行绩效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认识和评价。邓小平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指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论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经济搞活,出路在于改革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新的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
要在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作为配置资源的组织形式,就必须在理论上解决一个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同时又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邓小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主要的科学论点有:1.社会主义必须是能够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制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2.中国的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4.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做法。任何一种具体制度或政策,只要被实践证明是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应该加以改革。5.“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指明了选择经济发展模式和操作机制的判别标准,矫正了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认识,从而实现了思想观念的变革。但是,他没有丢开马克思,没有丢开列宁,也没有丢开毛泽东,而是通过实事求是地总结为人民所能亲身感受到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一令人信服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计划和市场的传统观念,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否相容这一世界性的理论难题,使发展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成为一个统一体。
邓小平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划了总体思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力图综合人类现有制度资源中的优势成分,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创新事业。邓小平为这项创新工程规划了一条总体思路。
规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由于以往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同私有制相结合才能成功运转,这也是一种影响甚广的看法。因此,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回答一个它与什么样的所有制相结合的问题。对此,邓小平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允许并鼓励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分在合法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但作为所有制的主体,则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搞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才有能力保持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立,才有可能既推动经济比较快速度地发展,又防止在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出现两极分化,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平稳顺利地开展,逐步解决我国人民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
提出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原则和基本框架。关于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原则。一方面,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和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和计划一样都是组织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方法和手段,因而它们自身的创建程序、行为规则、运行机制和组织结构,是可以在不同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加以相互参照或移植的。因此邓小平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需要特别注意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并且,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已日益一体化,中国经济只有走向世界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因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成一个开放型的体制。
关于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环节。邓小平指出:第一,必须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搞市场经济不能导致对公有制的否定,但是市场经济体制要能够在资源配置中有效发挥作用,要求所有制的形式、结构和实现方式必须与它相适应。第二,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摆脱了而是处在“体现中央说话算数”的“宏观管理”下运行的经济,但是中央管理市场经济的方法,必须同管理计划经济的方法有根本区别。为了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对传统的金融、财税和计划体制认真加以改革,同时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第三,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的载体,在强调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的同时,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也必须重视,以期尽快形成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整的市场体系。第四,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借以激励、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人也富裕起来。对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具体方法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以便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实施,确保全国人民能够共同发展,走向共同富裕。
指明了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努力方向。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总纲。从主要内容来看,邓小平认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在社会制度体系建设方面,需要特别强调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以便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各类人才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他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法制建设需要综合、配套、协调进行,这样才能在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保证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公有制维护社会公正、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同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结合起来,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又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确实是一个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热切愿望的伟大创造。
正确的改革战略是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取得成功的关键
原有经济体制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中的实现程度和运行绩效很不一样,由于不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还由于改革是对社会利益关系、基本价值取向、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等的变革或调整,新经济体制在全国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中发育、完善并为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条件、速度,也很不一样。这就要求改革指导者必须选择正确的战略,对改革的突破口、时序和配合关系,作出切合实际的安排。邓小平制定了正确的改革战略,其基本思想是:根据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和总体构想,先在点上大胆放手试验,具体章法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点上改革取得成功后,再由点到面逐步展开;针对不同领域采取具有不同力度的变革方式;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切实安排好社会各方面对经济改革的配合关系;整个改革在政府主导下有秩序地进行。改革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不能贻误时机,又不能草率从事。
为了保证改革健康有序地进行,邓小平强调,在国际上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国内,要注意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尽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邓小平在1988年说过:要使改革取得成功,关键抓两条,第一条是决心要坚定,步子要稳妥;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发展。根据邓小平的论述,保持生产以较高较好的速度发展起码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争取人民对改革的支持,二是防范风险,三是对付国外的压力。由于经济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在确定改革的突破口、时机、方式、进度和范围时,都把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有利的就大胆地干,有可能造成暂时不利影响的就谨慎从事。除了注意利用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能量去推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外,邓小平还十分重视利用科学技术、引用外资(包括侨资),以及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补充的非公有制经济,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积极而又慎重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型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也是政府,这就使政治体制改革既十分重要,又十分困难。邓小平在指导政治体制改革时,既积极,又慎重;既有紧迫感,又决不草率大意。首先,他明确提出:“政治上发展民主”和“经济上实行改革”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两个目标。而要达到这两个目标,关键都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其次,在确定政治体制内部各组成部分的改革时序时,优先考虑与创建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制建设。再次,在确定与发展民主政治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步骤时,突出强调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先创造条件再逐步进行。最后,对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任何一个重要步骤的决策,都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有了成功的把握之后,才下决心去做。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稳步的推进,使政府在保持对改革进程能够实施有效领导的同时,逐步转变自身职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脱序”、“规范疲软”、“旧者已亡而新者未立”等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很难避免的现象发生或长期蔓延,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到积极有效的配合或促进作用。
3.高度注重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贯坚持的重大主张。他反复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发展是中国的主题,而改革和发展都要以稳定的政治作为前提,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为了保障社会政治稳定,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以综合治理。可以说邓小平和党中央在指导改革的同时所作出的一系列决策,从发展经济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廉政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四有”新人,正确处理民族、宗教等社会矛盾,到确定重大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力度,以及在国际上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等等,都直接间接地与保障社会稳定连在一起。保持政治稳定最重要的举措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按照邓小平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加强自身建设的严格要求,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保持了中国政治局势的基本稳定,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空前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改革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但是通过改革,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推动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国家并不多。邓小平选择了正确的改革战略,这个战略在改革的方向上是坚定的,在具体做法上又是试验性的;在点上是大胆的、激进的,在面上是谨慎的、渐进的。这就大大减少了社会的利益摩擦和改革的风险,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这个战略在制度创新主体上,既充分鼓励广大人民在制度变革中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试验,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又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注重利用已有组织资源和两种体制兼容的一面,实现了对制度变迁方向与进程上的有效制导和控制,保持了中国社会制度体系的相对稳定和新旧体制的有效衔接。这个战略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不断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安定的同时,取得了生产持续增长和社会各个方面相对均衡发展的辉煌业绩。
《人民日报》199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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