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列入本届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计划。

　　《国家赔偿法》在1995年正式实施以来，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乃至有人称之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兑现之法”。但毋庸讳言，十年来，该法律本身的不足又是各界病诟的焦点，如赔偿范围过窄、标准过低，赔偿程序粗糙疏漏等，因此，对《赔偿法》进行修改完善，成为情理必然之举。对此，笔者也倍感欣慰。

　　《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年来所暴露出的问题，法规本身的缺陷就是原因的全部吗？或者说，这些问题得以产生、存在的法治环境、权力背景在此应负多大的责任？

　　从发生机制的角度看，包括公权机关违法侵权在内的任何一种违法行为之所以产生，除了惩罚成本、违法风险高低这一因素外，当事人本身违法能力的强弱、机会的多寡也是重要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讲，后者在促成违法行为发生上具有更大的主导作用，是违法冲动的真正内因。这就像评估一件武器的杀伤力，其本身的性能设计应该成为基本着眼点，被打击一方防御能力虽然也很重要，但毕竟居于其次。

　　显然，行政、司法机关所以能违法侵权，正在于它们手中握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无可否认，在国家仍处于从人治走向法治、从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的转型背景下，以行政权为中心的国家权力的运用仍然十分宽泛而自由，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健全，因此，面对这样的法治环境，权力者给公民权利造成损害的场合、领域是非常广阔的（如大到大规模的违法圈地拆迁，小到街头城管的粗暴执法），也就是说，权力者违法行权的能力很强、机会很多。

　　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实现《赔偿法》限制公权力滥用、保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初衷，仅仅关注在这部法律内提升赔偿标准、加大赔偿力度，并不是事情的全部，还必须从权力本身出发，限制、减少它违法的能力和机会，给它一个“限权”

　　的法治实施环境，如此，才有望让这部“公民权利兑现之法”真正兑现。毕竟，任何惩处措施都不是法律的目的，事前的规制永远比事后的制裁更有建设性，有助于法治秩序的实现。

　　张贵峰（湖北自由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