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学档案
姓名：伍洲
年龄：12岁
籍贯：湖南长沙
现居住地：通州区梨园镇
家庭收入：不详
家庭情况：爸爸妈妈在一公司车间工作，老家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上学的学校：一年级在老家，二年级到四年级在通州一个公办的学校，后来在通州区七彩民工子弟学校重读四年级
转学原因：在公办学校被一些本地孩子欺负
年级：即将上五年级
我和他们是平等的！
12岁的伍洲说，不明白本地孩子为什么要欺负自己，无奈只得转校
我家一共有五口人，弟弟妹妹还在湖南老家，只有我和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他们在我五六岁时就到这儿了。我们一直住厂房，比我们同学家好多了，虽然只有十几平方米，但至少还是楼房。我睡在上铺。（他指了下家里的上下铺）
我现在就要上五年级了，不过，已经换过三个学校了。
到了三年级，我还是被欺负了
第一个学校是在老家，我在那上的一年级。有的班只有十几个人。对那儿的印象不深了，只记得旁边有座山，山上有土地庙，我们就经常去那儿玩，里面有好多老鼠，我们被吓得四处跑。
二年级到四年级在北 京的一个公办学校上的， 可是那里的老师不够用，经常是教了我们这个班，其他的班就得停课，大家自习或闹着玩。我们班有20多个人，外地孩子才6个，老被本地孩子欺负。开始，我和外地孩子玩得还挺好。到上三年级的时候，我还是被高年级的本地孩子欺负了。（忽然哭了）
我不敢看脖子上被打的红印
那一次，我放学回家经 过河边，有好几个本地的高年级学生站在那儿，忽然他们莫名其妙地朝我扔石子， 我就脱了衣服遮着头一边跑一边躲，但还是被打中了。其中有孩子用玩具手枪 朝我“开枪”，里面的“子弹” 是颗石头，正好打在我的脖子上，特别疼！（歪着脑袋， 用手指着脖子）
他们说我这样的外地孩子讨厌，就打我，而且还警告我不许告诉家里。（低下头，摸着脖子，沉思）石头从四处飞过来，我遮住头跑回了家。在楼下碰到了妈妈，我还想躲，但她一下子就发现了我脖子上的红印，问我怎么回事。我没敢说，倒不是因为怕他们，而是我觉得我是个男子汉，不能老让家里人为我操心和难受。后来我妈又问我时，我还是说了。她就走了。
那天我回家后赶紧做作业，这样我就可以不去想脖子有多疼。做完作业后，屋里只有我，很安静，我想看一下脖子上的红印，但却没有勇气。我不敢看，一看心里就觉得难受，就想起来他们打我的场面。
后来我还是看了，脖子上有一个红色的印。我就想， 为什么他们要打我呢？可怎么都想不明白。外地孩子和本地孩子都是孩子，我们是平等的，为什么要欺负外地孩子呢？
妈妈心里难过，但不敢多问
从那以后，每天回家前，我都先站在很远的地方张望一下，看他们在不在河边。他们在的话，我就绕道走。哪怕路远一点，但至少安全。
我之所以会换学校，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外地孩子受欺负，老师们都不管。这种事学校多着呢！我第一回见到外地孩子受欺负时，心里还很害怕。当时我是去厕所，见到一个外地孩子在捡东西，一个本地孩子就踩他的手。我吓得赶紧跑进厕所，半天不敢出来。
像我受欺负这事，老师也应该知道，因为有同学告诉我，当天下午在学校见到我妈找老师了。不过，我没问过妈妈老师怎么说，我怕她难受。小时候我不听话的时候，妈妈就会哭，我不想让她这一回又哭。不过，我这一回真的没有不听话！
星期一升旗时，我还一直等着校长能提一下这事，但很失望，他根本就没有提。那件事以后，我们一家都不提，妈妈只问过我还疼不疼，我知道她心里难受但不敢多问。对我来说，那是一个侮辱。我不想再提！（埋下头，不语）
我们不提那个学校了，好吗？（咬着嘴唇，恳求的眼神）我们就说七彩学校吧！到七彩之后，幸福！（笑了）本报记者 陶春
欢迎捐赠者监督捐款流向
中国青基会秘书长顾晓今鼓励捐赠者与受助学生建立联系使资助更透明
本报与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联合组织的“寻找京城失学的农民工子女”系列报道推出后，社会捐赠十分踊跃。与此同时，许多读者纷纷打来电话，关心捐款落实情况。带着这一问题，昨天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青基会秘书长顾晓今。
欢迎报名参加“公开课”
新京报：一些捐赠人询问，他们能否经常性地了解受助学生的情况？
顾晓今（以下简称“顾”）：受助学生和捐赠人联系不仅有利于保证捐赠的透明、公正，还有助受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态度，我们鼓励大家去看，建立联系。
希望工程实施机构对申请人填写的全国统一的《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农民工子女助学金申请表》确认无误后，将通过计算机管理系统将申请人与捐赠人结成对子，并打印结对资助卡。
资助卡上将注明捐款人和受助学生的联系方式，双方可据此保持经常性联系。
新京报：为确保捐款安全有效地落实，青基会在管理上有无新举措？
顾：除坚持“一助一”结对资助这个希望工程的核心管理制度外，我们还创新设计了助学金发放的“公开课”
制度。即以学校为单位，组织所有受助生，邀请捐款人、家长、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代表，上一堂公开课。课堂内容须包括介绍资助项目，报告受助学生产生程序，讲解受助学生的权利和义务，颁发《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农民工子女助学金资助卡》，现场完成助学金抵扣书本学习费用的手续，以使资助活动更加公开、透明。此项工作，各学校须在9月30日前完成。
届时，我们希望积极参与此次活动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报名参加和观摩“公开课”。
每笔钱都有专用收据
新京报：捐赠人在寄出汇款后，怎么知道捐赠款项已经到账了呢？
顾：目前，捐款渠道主要有三种：一种是通过邮局汇款捐赠，在收到汇款后，青基会将按照来信地址向捐赠人回寄希望工程捐赠专用收据；一种是通过银行汇兑捐赠；还有的就是上门捐助。
新京报：捐赠款项到账，青基会将怎么管理？
顾：捐赠款项到账后，信息将录入希望工程信息管理系统。如捐赠人注明“捐助农民工子女助学”款项将纳入该项目，其中捐赠人捐赠款项超出660元的，就纳入“一助一”结对资助。
捐赠款项汇总后，其中10%用于项目管理费用，然后按照捐赠款项决定受助学生人数，每生每学期300元的助学金。
新京报：项目管理费用主要包括哪些部分？
顾：主要包括筹资费用和行政办公费用等。如房租、水电费用和直接给捐赠人、资助人寄发邮件及制作资助卡等成本费用。10%项目管理费用在《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范围内，目前国际上通行的项目管理费用可达到20%左右。
助学金不直接给本人
新京报：助学金的用途和发放方式是怎样规定的，怎么能确保这些？
顾：每学期300元的助学金主要用于补助受助学生的书本杂费等学习费用。针对受助群体流动性强的特点，并充分发挥学校这个管理终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规定“助学金”不发给学生本人，由学校用以抵扣其书本杂费。助学金抵扣后如有结余，交学生本人补助生活费用。
学校要将助学金纳入财务管理，设立专门科目，履行财务手续，指定专人负责助学金的管理监督。
新京报：青基会如何监督捐款的发放工作？
顾：除了日常的检查和监督外，我们还规定，各学校在安排“公开课”，履行“助学金”抵扣相关费用手续时，须组织全体受助学生填写《“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农民工子女助学金使用签名册》（简称《签名册》）并上报各级希望工程工作机构。每名受助生都要就助学金的抵扣和发放的详细情况签字确认。
收到《签名册》后，我们将会同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赴各学校实地抽查和核实。 本报记者谢言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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