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正式启动“减刑、假释案件的听证工作”，此举将使之前公众产生疑虑的审理方式趋于透明。那么，听证工作的执行透明到何种程度？就社会关注的话题，昨日，本报采访了成都市中院负责成年罪犯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工作的审判监督庭庭长尹宁宁。

　　听证：更透明更公正

　　《成都商报》：减刑、假释案件涉及的罪犯有哪些？

　　尹宁宁：限于大成都范围内的8个监狱及看守所里的服刑犯，以及公安机关考察的假释人员。

　　《成都商报》：社会上有这样的传言：减刑、假释可以拿钱勾兑，甚至两三千块钱就可以“换”一年等。这是真的吗？

　　尹宁宁：书面审理方式的确缺乏透明度，公众产生这些怀疑是合理的。不过我在成都法院系统工作了15年，还没发现、也没有处理过这样的违纪行为。

　　《成都商报》:一个有钱有势有背景的人可以买通监狱里的人为他说话，炮制出“虎豹案”（辽宁一黑老大提前出狱），同样也可以买通所有出庭参加听证的人。如果这样，那听证又有什么意义呢？

　　尹宁宁：这个案子我听说过，但不太熟悉。可我认为，他（罪犯）不可能收买所有出庭听证的人。

　　听证：还罪犯以话语权

　　成都商报：在过去的审理过程中，罪犯与法官不见面吗？

　　尹宁宁：一般情况下是这样,而且罪犯也不清楚流程是如何操作的。

　　成都商报：那听证工作启动以后呢？

　　尹宁宁：罪犯可以在庭上提出自己的想法，同时知情的相关人员也会逐一到庭。从一定程度上讲，更多的信息渠道也便于我们判案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成都商报：听证和公示有哪些好处？

　　尹宁宁：首先是还罪犯以话语权。给当事人一个说话的机会，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其次是司法制度本身要求“以公开谋求公正”，而公正是建立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之上的，参与听证的人多了，信息对称才可能实现，才能给罪犯更高程度的公平。这既是司法透明化的过程，也是谋求社会公平的过程。第三，这也约束了公检法以及刑罚执行机关的权力；最后，这也有助于增强社会对司法制度的了解和信任。

　　本报记者 邓剑 刘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