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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被抓走了”
8月14日中午,周介元在家里前后接了三四个电话,电话是朋友打来约他出去赌钱的,地点是苏州市东山宾馆,周介元先是犹豫,最后还是去了。
周介元像往常带着儿子周演君兜风一样,开着新买的本田车带上儿子赶往赌博的地点,想不到的是,这成了他与儿子的最后一次“兜风”,7天之后,周介元从苏州市第二看守所被送往医院,结果抢救无效死亡。
周介元,42岁,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人,在17岁的儿子周演君眼里,周介元“在家没什么事可做,就喜欢赌赌钱,脑筋不怎么好,家人也不好说他”。
周演君回忆:“下午1点多钟,我和老爸赶到东山宾馆,当时已有两个人在楼下等老爸,老爸让我去喝饮料,他和那两个人就上楼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周演君给“老爸”打电话,却一直没有人接,到楼上也没找到人,出来后,他看见宾馆门前来了很多警车,想“老爸”一定是被抓了。
或许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周介元在上楼前将车钥匙交给了儿子,看着警车一辆辆地开走,找不到“老爸”的周演君就给妈妈周霞萍打电话:“老爸被抓走了,你过来把车开回去吧。”
周演君说,当他妈妈周霞萍赶到东山宾馆拿到汽车钥匙准备开车时,被等候的“便衣”控制住,随后被带到另外的一辆车里开走了,自家的车也被“便衣”开走,再次见到“老爸”时,“老爸”已经“不行了”,后来听叔叔说“老爸”死了。
周演君还记得,他“老爸”当时穿了件有花纹的短袖衫,上楼赌钱时身上带了1万元左右,汽车里放有4万元,他说直到现在,“老爸”和他家的汽车就再也没见到过。
来自苏州市公安局对“周介元赌博案件”的口头通报表明:“8月14日下午1点多,苏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接到线索,会同吴中分局治安大队在东山宾馆例行治安检查,发现一房间里有23人在赌博,当场收缴现金近25万元。”
“他们刚才打我”
周霞萍说丈夫周介元出去赌钱的时候,她不在家,只知道丈夫带着儿子出去玩了,后来儿子打来三个电话,说周介元被“抓走”了,她闻讯后快速赶到东山宾馆。
“刚准备开走自家的本田,边上的车上下来两个“便衣”把我扭住了,后来又来了个女的要搜身,没办法被他们带上车,在车上接了儿子一个电话,被那个女的抢了手机,争执中,她就抓住我的头发打了我两巴掌,我和她吵了起来。”周霞萍仔细回忆着当时的情形。
被带到苏州市公安局治安二大队后,周霞萍说她看见丈夫周介元双手被铐在背后,周介元看到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他们刚才打我,那个‘大块头’打我了。”随后有两个人架着周介元的胳膊往楼上拖,周介元嘴里嚷着:“我不上楼,上楼要打我的。”
周霞萍说她后来又被带到东山派出所,车子和钥匙都没有要到。
“周介元在车上就挨打了。”与周介元同时被抓的参与赌博者向记者透露,治安队的人进来后用手挨个打头,只把周介元一个人反铐起来,没出宾馆就开始打了,一个‘便衣’对周介元说:“你这张嘴不要再叫,我非整死你不可。”在车上,这个“便衣”从东山一路打到木渎,当时也有一位“便衣”劝说不要打了。
这位参与赌博者还讲述了自己被打的经过:“在一个房间里,一位‘便衣’先卡我的脖子,然后又叫来几个人,把我双手反铐起来,脸朝地面摁倒,从后面往上提铐子,还有人踢我的肋骨,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用刀鞘抽打我的脸。”
他说等他回到关押他们的大房间时,周介元已经在那儿了,脸上还是肿的,当天夜里,周介元被叫出去四五次,被叫出去做了些什么,他不知道,第二天上午9点交了“罚款”他就出去了,他说当时在场的人都清楚这样的经过。另一位参与赌博者讲述了相同的情况。
因“案件正处在调查中,不便接受采访”,相关情况没能得到来自苏州警方的正面回应。
“快点弄30万来”
根据周霞萍的讲述,15日凌晨1点半左右,周介元给家里打来电话说:“他们要罚30万,我说家里没钱。”凌晨4点多钟,周介元又给家里打电话:“他们要罚30万,你们想办法借钱。”天一亮周霞萍就找到丈夫的弟弟周戒元分头出去借钱。
上午回到家,周演君说“老爸”上午9点多钟又打来电话说:“要交30万才能赎人,快点弄30万来,对你妈说我在里面受不了了。”随后,周霞萍通过亲戚找到一位姓周的先生,希望通过他去治安大队找找关系。
“我还告诉周先生,让他告诉治安大队,我老公原有精神病,不能受刺激,希望能早点把他放出来。”周霞萍说,丈夫周介元患有精神病好多年了,每月都要给他配药。
当天下午,吴中分局治安大队一位姓张的给周霞萍打来电话,叫她把周介元的“精神病药”和衣服送过去,另外再交500元钱。周霞萍说当她将钱物送过去时,被要求在一张拘留证上签了名,并让她把钱物直接送到苏州市第二看守所,当时她并不知道周介元已被刑事拘留,并转往苏州市第二看守所关押。
周霞萍说她把钱物送到看守所时,还专门叮嘱了接待的人“周介元病重时只能吃三粒药,病轻时吃两粒。”但周霞萍提供的由第二看守所出具的收据中却没有“精神病药”的记载。
周霞萍和周先生一块去广济医院为周介元开了“证明”之后,于17日请了一位姓顾的律师写了“申请报告”,并从原医治医院复印了周介元的病历,赶到第二看守所进行“交涉”,“周先生”和顾律师与看守所“交涉”的结果是“最少要交15万才能放人”,但直到20日,周霞萍往返在公安局治安二大队、吴中分局和第二看守所之间送材料,有关方面也一再表示“既然是精神病人,肯定要放人的。”但前后忙了三天,人还是没有放出来。
20日下午,周霞萍等再次找到治安二大队长厉志祥。周霞萍说厉当时表示“15万少一分都不能放人,交掉钱,放人放车。”周霞萍提出先交10万,剩下的以车抵押,或打欠条,都被拒绝,陪同的周先生证实了这样的说法。
周霞萍说当时感觉办案人员一直在磨蹭,到下午4点多钟时却突然说“时间来不及了,明天吧”,问他第二天是双休日上不上班?他回答说:“我们可以加班。”
“15万接个死人”
20日晚上7点多钟,周霞萍接到第二看守所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带钱赎人。周霞萍说当时一桌子吃饭的人都很高兴,就急忙往第二看守所赶,到了后,发现整个看守所只有前面办公楼的三楼有两间办公室亮着灯。
“当时看见一个人从亮灯的窗子伸出头来观望,我说是来接周介元的,他让我们进两个人上去,我们上去后,他说他是看守所的所长,他问周介元有没有病,我说有精神病,他让我再想想,我说还有胆结石,他却说周介元有糖尿病,而且很严重。”
周霞萍记得,跟随上楼的二哥当时就要看看周介元,被拒绝,要交钱接人,那位所长说要等“吴中分局的吴队长”来了才能办手续,吴来了之后,又等来两位送材料的年轻人。吴队长说:“本来包括‘保证金’要20万,反正你们也说好了,就15万吧。”周霞萍说:“他们几个人点完钱,办完手续,就带我们去领人。”
所谓的“赎人”其实是“取保候审”,吴中分局下发的《取保候审决定书》表明:“我局正在侦查周介元赌博案,因犯罪嫌疑人周介元的报捕证据不足……决定对其取保候审,交纳保证金5万元。”
“整个看守所黑压压的,大概距离有十几米的大铁门被打开,看见周介元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拖出来,头垂在胸前,两只脚落在地上,跑上前一摸他右手,感觉僵硬冰凉,就吓得大哭大喊。”周霞萍说她当时已感觉到事情不妙。
跟在后面的周戒元就喊:“人被弄成这样了,我们还怎么领回家,你们要把钱退回来。”在周戒元一再坚持下,吴队长请示了一位“戴眼镜的领导”后,同意退回10万元“罚款”。
“这边正交涉,那边就听‘咣’的一声关上了门,不知什么时候,周介元已被人架到正好停在铁门旁边的面包车上带走了。”周戒元说事后才感觉“一切好像都是预谋好的。”
同去的周先生说他和很多亲友当时都在大门外边等着,他听见院子里“哇”的一声后,周霞萍和儿子、还有周介元的妹妹哭成一片。
周戒元说他找到那位“戴眼镜的领导”追问哥哥的情况,那位领导说“去抢救了,去红十字医院了(吴中人民医院)。”
“等我们赶到吴中人民医院,在急救室里看见周介元张着嘴,瞳孔散大,脸上已变色。等其他的亲属过来时,医务人员就把周介元往外抬,其中一个还提了一个盐水瓶,问他们往哪儿抬,他们说是‘转院’,就看见他们把人抬到急救车上,盐水瓶往里面一扔扭头就走,很显然当时人已经死了。”周戒元说,凑够15万,接出来的是个死人。吴中人民医院后来提供的病历表明,周介元死于当晚11点30分。
“死者身上有伤”
当晚在吴中人民医院,运载周介元尸体的急救车遭到其亲属的拦截,从保留下来的录像资料显示,双方一度僵持到第二天天亮,后来警方强行驱散拦截的人。
周介元的亲属提出:一、把周介元死亡的事实写成一份书面材料交于其亲属;二、等司法鉴定程序完后,家属有权领取周介元的尸体。这样的要求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答复。
“后来由医院出了个‘死亡证明’,显示周介元的死亡原因是糖尿病,我就质问那个医生,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检查出死亡原因,她低着头一直不作声。”周戒元说他当时没有拿这张“死亡证明”。周介元的家属始终坚称周介元没有糖尿病。
周介元的亲属对现场进行了录像,相关画面显示周介元的尸体上有伤痕,后来院方出具的病历也表明周介元“胸腹部见条块状擦伤及软组织挫伤痕”。
吴中人民医院的《急诊病人登记簿》上有着周介元20日先后两次前往抢救的记载,时间分别是下午4点和晚上10点52分,病人送到时的初步诊断均为“休克”状态。周介元在该医院的病历上也有相符的内容记载。
周介元的病历还显示,在从当天下午4点到晚上10点52分的两次抢救过程中的诊断来自于三位医生,其中一位陆医生在周介元的病历中记载“有糖尿病史”。
吴中人民医院医务科的相关人士分析,医生对类似情况作出这样的诊断一般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病人自己说,另一种是病人的陪同人员介绍,综合周介元当时的情况来看,周介元有“糖尿病史”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有人提供的。
当天下午4点30分,另一位徐医生诊断结论的部分内容是:“沈主任看过病人,考虑为糖尿病,高钙状态,病人病情较前好转,派出所同志要求带犯人回去处理。”
随后的晚上10点55分,同是这位徐医生接诊:“约半小时前陪同人员发现病人无反应,呼之不应。查体:神志不清,双侧瞳孔散大,呼吸音消失,大动脉搏动消失。”
该医院的相关人士介绍,死亡病人的病历要经过医院的讨论,然后存放于病历库,他解释周介元的病历之所以存放于医务科是因为这份病历比较特别,由急救室主任拿到医务科保管了,他透露,在25日上午有关部门的人也来查看并复印了病历。
“调查在进行中”
24日下午,由苏州市政法委牵头,有苏州市纪检委监察局、苏州市检察院相关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召集苏州市公安局相关人士及周介元家属开了“调查情况通报会”。
会上,苏州市公安局的相关人士口头通报,“周介元赌博案件”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适当,程序合法,周介元涉嫌赌资31万元,依法对其采取刑事拘留的措施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当中,目前尚未结案。
这位人士在通报中重点提到:“我们最担心的也是最关切的就是在办案当中,我们执法人员有没有刑讯逼供,我们围绕这个环节进行了侦查调查,通过对办案人员、涉嫌赌博犯罪嫌疑人,包括关押在同监室的人员调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刑讯逼供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同监室人员对其体罚的情况。”
该人士在近20分钟的口头通报中,还讲述了对周介元两次抢救的经过,言明周介元的死亡与糖尿病有关,“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病因致死的可能。”他还披露,周介元有自虐行为发生,为安全起见,看押人员给他戴上了刑具,周介元在看守所共有7顿饭没吃。
苏州市公安局的相关人士表示局领导很重视,市公安局内部及时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口头通报”是经过初步调查后作出的,相关细节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他说市局领导态度鲜明,在调查中如发现有办案人员违法乱纪的情况,坚决查处,决不袒护,接受市里“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和死者家属的监督。
苏州市公安局治安二大队队长厉志祥表示,自己目前也是被调查的对象,因为有纪律,对于案件本身的事情不便接受媒体采访,对于周介元的死亡,他表示尽快进行尸检比较好,他认为医院的病历只是从病理上提供参考依据,还是法医鉴定最有权威性,才能说明问题。
苏州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奚副处长介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相关的文字材料要等调查结论出来后才能向媒体公布,根据规定相关当事人不便接受媒体采访。
然而对于来自苏州警方的“通报”,周介元的家属表示不能认同。
周霞萍的委托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十条明文规定,精神病患者不得收押,在周被关押的次日有关方面已知道其曾患有精神病,并看到了医院的证明,并明确要求家属送去药物,为何还要关押?
“直到20日下午,周介元在第一次被抢救时已处于‘休克’状态,他们还在坚持‘少一分钱就不放人’,当天晚上他们可能早就知道人已死了,但还‘例行程序’地数完钱,是执法还是要钱?”周戒元说他这样的疑问目前还没有得到让他信服的解释,他说“调查结果”能让他有百分之六十的满意度就安心了,他们不想添乱。
周介元的亲属表示,在他们与相关部门“交涉”期间,没有人向他们反馈周介元的身体状况,包括周介元在20日下午4点钟已被送往医院抢救过这样的事实也只是在事后才知道,他们很悲愤,他们要求所有的调查透明,他们说只有透明的调查才能打消心头的疑问,否则他们不甘心。
26日下午,周霞萍向苏州市检察院提交了《关于对周介元尸检问题的意见》,她在“意见”上要求“尸检”时要有媒体监督,允许现场拍照摄像,一次提取的两份尸检物,相互签名封口以确保公正性等五条意见,但被有关部门以“没有法律依据”给予回绝。
失去亲人的周家沉浸在哀痛之中,周戒元说只有及时公正的调查才能让家人获得安慰,他说他心里压抑得难受。
17岁的周演君说:“听叔叔说‘老爸’已经死了,又黑又瘦,身上还有伤痕,手都铐起来了,他们怎么还能……”
周霞萍说:“周介元犯法,但罪不该死,抓进去时白白胖胖的,关了几天就这么死了,这样怎么能行呢?人死得怎能不明不白?”
对此,快报将继续关注。
快报记者:杨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