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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前总理阿巴斯：最辉煌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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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4年09月14日02:03 来源：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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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日，阿巴斯（左）与以色列总理沙龙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巴以峰会上握手，承诺用和谈方式解决巴以问题。图/IC
2003年9月，面对巴勒斯坦国内、以色列和美国的三方压力，上任仅130天的阿巴斯不得不辞去总理一职。图/IC
9月1日，本报就中东地区问题采访了以色列驻华大使海逸达，对以色列单边计划、巴以和平进程等问题进行深入报道。（详见2004年9月3日《新京报》）
12日，正值巴勒斯坦前总理马哈茂德·阿巴斯博士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来华访问之际，本报记者赶赴上海，就中东地区问题对阿巴斯进行独家专访。
《新京报》：有机会采访你非常荣幸。五年之后，你故地重游，感觉怎么样？（阿巴斯曾于1999年访华。）
阿巴斯博士：中国的发展之快让我感到惊讶。我现在看见的景象和我1999年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变化太快了。我想如果我几个月之后再来的话，还会有巨大的变化。
成长回忆
我是1948年离开萨法德的，我那时已经13岁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家和我童年时候的事情。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它已经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了，我也承认这是以色列的领土。
《新京报》：你对在萨法德度过的童年生活还有记忆吗？在你离开之后，你又回去过萨法德吗？（1935年出生在现今以色列北部山区小镇萨法德。）
阿巴斯博士：我对我的童年有很多的回忆，我是1948年离开那里的，我那时已经13岁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家和我童年时候的事情。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它已经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了，我也承认这是以色列的领土。因为只要我们接受了和平，那我们就得接受和平的结果。
我回到巴勒斯坦之后，曾经去那个地方看了一看，但也就待了几分钟，当然，当时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我离开这个地方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我也知道，我再也不能回去了。和平有时候是痛苦的，就像手术有时候是痛苦一样，但结果是让病人痊愈。
《新京报》：个人感情上是否痛恨让自己离开家园的人？
阿巴斯博士：是的，当1948年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当然痛恨他们。我也参加了对他们的战斗和革命，但是现在我们是需要和平的时期，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感情。他们也需要改变对我们的感情。过去，以色列人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去，而我们则要把他们赶到大海里去，但我们双方都失败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寻求一个折衷的方法。我们说的折衷方法就是相互共存的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双方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下生活。四方委员会也是这么规定的。而且布什总统的思想里面也包含着两个国家的概念。
《新京报》：你是否还愿意回忆当年在叙利亚那段难民经历？（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巴斯随家人逃往叙利亚，开始了在叙利亚的难民生活。）
阿巴斯博士：你可以想像一个人背井离乡的滋味。难民营里生活非常艰苦，需要忍受贫困、饥饿、疾病等种种痛苦，所有这些都是可以想像的。尽管有一部分巴勒斯坦人通过受教育改善了生活，但是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都处在贫困状态中，他们缺乏正常生活所应该具备的各种条件。现在一半多的巴勒斯坦人都被看做是难民，还在等待着他们的问题的解决。
以色列问题专家
如果你要和敌人作斗争，你首先要了解敌人；你要和他共存也要知道它是什么样；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不了解对手都是致命的。
《新京报》：你是“法塔赫”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以色列问题专家，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以色列感兴趣的？（阿巴斯在叙利亚首都的大马士革大学获取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后又前往原苏联莫斯科东方学院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
阿巴斯博士：我是在1970年的时候开始对以色列感兴趣，包括以色列社会的各个领域。然后我就开始读一些关于以色列的东西，写一些关于以色列的文章，我总共写了12本关于以色列的书。我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了三年，主要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莫斯科的3年时间让我对以色列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在我重新回到巴勒斯坦自治区以后，我又和很多以色列人进行了接触。通过各种途径我逐渐了解了他们。
当时不只是巴勒斯坦，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反对和以色列打交道，甚至反对听以色列电台，所以想要了解以色列还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受到这种压力，但后来巴勒斯坦人就慢慢地对我表示理解，他们也觉得应该这么做。但真正的要做好这件事情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当时听以色列电台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因为如果你要和敌人作斗争，你首先要了解敌人；你要和他共存也要知道它是什么样；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不了解对手都是致命的。
《新京报》：你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法塔赫”的创始人之一。作为“法塔赫”的创始人，你曾经转战约旦、黎巴嫩和突尼斯。以色列暗杀了绝大多数“法塔赫”创始人，你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你觉得自己幸运吗？和以往相比，你现在安全了吗？
阿巴斯博士：我没被暗杀掉是非常幸运的。但我也得面对我们的兄弟对我的暗杀，还有萨达姆政权的暗杀，当时萨达姆要巴勒斯坦人去杀害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和我一起研究以色列事务的人，他们杀害了4-5名我们驻欧洲国家的大使，在西班牙他们还杀害了我的一个得力助手，他们也想暗杀我，但很可惜没有成功。
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相对安全也许有所改善，但是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工作还是具有危险性。现在巴勒斯坦仍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谁都有可能被暗杀。以色列对我的办公室和住所也发动过袭击。从开始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准备时刻牺牲自己。为了实现目标，我们牺牲了自己休息的时间、自己的生命，我们还准备牺牲我们的家人。只要从事的是合法事业，这就有意义。
《新京报》：你从事的具有挑战危险的工作，你的家庭生活因此而受到影响了吗？
阿巴斯博士：的确受到了影响。
《新京报》：你的家人会不会为你担惊受怕？
阿巴斯博士：是的。
130天总理生涯
我当时辞职主要是因为受到三方面的压力，以色列、美国和巴勒斯坦。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我作出了辞职的决定。
《新京报》：你还记得你决定辞职那天所发生的事吗？
阿巴斯博士：我对那天发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辞职主要是因为受到三方面的压力：第一是来自以色列方面的，以色列总理沙龙没有响应我的要求，也从来没有给我提供过任何帮助；第二方面是美国没有向以色列施加足够的压力；第三方面是来自巴勒斯坦，有些人向我施加压力逼迫我辞职。我当时想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我做出了辞职的决定。我在担任总理期间提出了一些改革计划，并且也得到了立法委员会的通过，这是对我的政府的肯定，但是我在后来感到我不能够执行这一计划，所以我宁愿辞职。
《新京报》：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愤怒还是沮丧？
阿巴斯博士：我感到非常地沮丧，因为我没有办法执行我的政治计划。可以想像一个人没法实现自己理想时的感受，而且我的计划是得到了立法委员会的同意的，但结果还是失败了。
《新京报》：你自己怎么看待担任总理130多天的所实施的改革，你是否后悔过接受阿拉法特的任命？
阿巴斯博士：当时并不是我要求当总理，而是巴勒斯坦各方面要求我出任总理。我做了130天总理，在这期间我开始了各方面的改革，改善了巴勒斯坦和一些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和美国的关系。
和以色列方面也开始了认真的接触和联系，我感到了我们的改革是在向前推进。但是当我看到我在行政、财政、安全、司法等方面的改革不能深入的时候，我选择了辞职。
新一轮大选
我没有参加大选的打算。我是巴解组织执委会总书记，以后条件允许的话，我在这个职位上也会有所作为。这是别人的想法，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新京报》：你的政治生涯富有传奇色彩，你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最辉煌的一刻是在什么时候？
阿巴斯博士：我最辉煌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我的政治生涯中还是有一些非常美好的时刻，比如说当我们签署“奥斯陆协议”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但很可惜它还是没有带来完全的和平，因为有些人在破坏这个协议。
《新京报》：巴勒斯坦新一轮的大选已经拉开了帷幕，有人认为你是有希望问鼎的人，你准备参加大选吗？
阿巴斯博士：我没有参加大选的打算。我是巴解组织执委会总书记，以后条件允许的话，我在这个职位上也会有所作为。这是别人的想法，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新京报》：有人说中东是一个充满阴谋诡计的地区，谁都不知道巴以冲突何时结束，或许永远也不会结束。你是否有时也会感觉到深陷其中的痛苦，你有没有考虑过永远地离开这一是非之地，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阿巴斯博士：作为一个正常人都会有这种感受。阿以冲突100多年，大家都应该为结束这一冲突努力。我们非常需要相信和平的人，因此我们对拉宾的遇刺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拉宾是个真正相信和平的人，但他却被以色列人杀害了。我们也希望以色列有越来越多的相信和平的人。我们不希望永远生活在和以色列人的冲突当中。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地方，也没有想过要放弃所从事的事业。我和中东就像是血与肉一样的关系，很难再分开了。当我辞职后，很多人都以为我将永远离开政治舞台，但是我还是留了下来，继续从事我的事业，为解决巴以冲突努力，这也并不是总理才能做的事情。
《新京报》：如果你不做政治家，你会选择什么作为你的职业呢？
阿巴斯博士：我过去也有自己的职业，曾经在卡塔尔做过一些就业管理方面的工作，那是个不错的工作。
巴以冲突
我过去一直反对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暴力行为，不管这一暴力来自于以色列方面还是巴勒斯坦方面。我同时也反对在以色列土地上实施的暴力行为。
《新京报》：你的主要政治观点是主张通过和谈来解决巴以冲突，你现在还是这么认为的吗？
阿巴斯博士：在这一点上我一直都没有改变，在过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我一直坚持着我的观点，除了和谈之外，解决巴以争端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我在过去一直反对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暴力行为，不管这一暴力来自于以色列方面还是巴勒斯坦方面。我同时也反对在以色列土地上实施的暴力行为。
《新京报》：但和谈成效甚微，冲突依旧不断，你怎么看待民众对和谈失去信心这一现象？
阿巴斯博士：当我们签署了“奥斯陆协议”时，暴力行径的确是停止了。但是在四年前，以色列挑起了新一轮的冲突，冲突使一部分巴勒斯坦民众对和谈失去了信心，但是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还是相信和平的。
《新京报》：你是否试图说服巴勒斯坦的一些激进组织同意你的观点，比如哈马斯？
阿巴斯博士：哈马斯等一些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立场的确和我不同，我每次和他们的领导人见面时都向他们表达我的立场，我对他们说，你们继续这么做是错误的，会毁灭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
《新京报》：哈马斯、杰哈德等激进组织也参加了新一轮的大选，不是吗？
阿巴斯博士：是的，我想这是他们的一个战略性变化，因为过去他们是完全拒绝参与政治方面的活动，而这次他们参加了地方市政、立法委员会的选举，而且他们也多次宣布接受在1967年巴勒斯坦被占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战略上的变化。
《新京报》：国际社会一直都要求阿拉法特进行改革，但似乎改革举步维艰，你认为改革最大的阻力在哪？
阿巴斯博士：巴勒斯坦的确需要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这不仅是国际社会的要求，也是巴勒斯坦的要求，这种改革是完全必要的，现在存在着各种障碍，但这些障碍是会被慢慢清除的。
《新京报》：具体有哪些障碍？
阿巴斯博士：无可奉告。如果去过那个地方，你一定会听到人们是怎么说的，你所听到的就是我要回答的。
《新京报》：巴勒斯坦存在的腐败问题是否要比想象中要严重？
阿巴斯博士：的确，在巴勒斯坦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但腐败应该被消灭，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你研究的对手，比如以色列总理沙龙？
阿巴斯博士：沙龙是一个难缠的人，而且我也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相信和平的人。但是我们只能和他打交道，和他进行谈判，因为他是以色列的民选总理。我们通过和他的谈判也使以色列和国际社会认识到，沙龙是个障碍。
《新京报》：有些以色列人认为解决巴以冲突最终还需要靠相邻而居来实现，你同意吗？
阿巴斯博士：他们的说法其实是一种隔离的方法，和我所说的共存方法不一样，共存就应该有双方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隔离的方法是不会带来和平的。我反对修建隔离墙，不管它是政治边界还是地理边界，我们认为隔离墙是一个不稳定不人道的东西，我对以色列总理沙龙和美国总统布什都表达了这种看法，布什也同意我的看法，他也认为不应该有隔离墙，双方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正常化的关系，以便保持稳定。我们从原则上反对隔离墙、反对定居点。
《新京报》：按照你的理解解决巴以争端需要多久？
阿巴斯博士：这个取决于双方意愿，根据路线图的规定应该在2005年5月，如果根据“奥斯陆协议”1999年5月就应该解决这一问题，但当时第一阶段没有严格执行，第二阶段也就向后推迟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根据路线图的规定认真谈判的话，我想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
《新京报》：双方人民都渴望和平，但和平进程进展缓慢，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结果？
阿巴斯博士：首先沙龙不相信和平。阿拉法特是真正相信和平的人，但很不幸，他们双方互相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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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职业生涯
出生于以色列北部城市萨法德的阿巴斯曾经在莫斯科大学东方学院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作为现任巴解组织执委会总书记，阿巴斯一向被认为是巴解组织中地位仅次于阿拉法特的“二号人物”。性格温和、冷静的阿巴斯是曾在奥斯陆举行的巴以和平谈判的巴方主要参与者，主张同以色列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奥斯陆协议”是一项旨在实现巴以永久和平的框架性协议，其意义堪比十年后的和平路线图。）
在巴以冲突难以平息的情况下，阿巴斯被美国和以色列认为是惟一可以接受的巴方领导人。从1977年开始，他就负责与以色列方面进行接触和秘密谈判。1993年9月，他在华盛顿与时任以色列外长的佩雷斯共同签署了关于巴勒斯坦自治的原则宣言，从而揭开了政治解决巴以历史性冲突的序幕。
2003年3月8日，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了由阿拉法特对阿巴斯为自治政府首任总理的提名。3月19日，阿巴斯接受阿拉法特的任命，4月底组阁正式出任巴自治政府首任总理。在巴勒斯坦内部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之前，阿巴斯执政后在整合巴安全部队，收缴非法枪支，限制巴极端组织活动等棘手问题上受到种种限制。再加上沙龙政府不肯作出让步，阿巴斯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也逐渐失去支持，更为不利的是，布什政府也拒绝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重新开始相互袭击后，面对着各方的压力，当政仅4个多月的阿巴斯辞职，从而结束了短暂的总理生涯。
记者手记
2004年9月12日下午，我在上海锦江饭店对巴勒斯坦前总理阿巴斯进行了专访。
搜集他的资料要比想象中难许多。这是我在采访前所能找到的对他的描述：“很多人听说过他的名字，但对他一无所知。很少抛头露面，和媒体也几乎绝缘。离群索居，言语平实，温和冷静。”阿巴斯对媒体对他的描述并不完全认可。“一定程度上是对的，我很少在媒体上露面，我只有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是当我要阐述我的政治观点时，我会非常清楚地向世人说明白，尽管我的政治路线和很多巴勒斯坦人不同。”
我见到阿巴斯时他穿着一件白色阿拉伯传统长袍，走路没有任何声音。他的穿着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有报道说他穿着西化。当他看见我的相机之后，转身走出了房间，我能感觉到他在走出房间后房间里有很重的沐浴露或者洗发水的香味。几分钟之后阿巴斯穿着整齐的西服回到了房间。和阿巴斯的握手也让我印象深刻，他的手很小，握手的时候很优雅，只是轻轻握住对方的手，没有用力地晃动。
在被同意采访阿巴斯时我感到高兴，但我不得不承认，和他交谈让我感到沮丧，因为从他第一句话中我就能感觉到他不会向我讲述我想知道的事情。和许多领导人不一样，阿巴斯并不喜欢滔滔不绝的演讲，也不会借题发挥，他宁愿用沉默来等待下一个问题，也不会主动说些什么。他的每一句话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心里只有自己的政治路线。阿巴斯对自己的回答用语几乎到了吝啬的地步，很多时候只是重复一下你的问题或者简单地回答“是”或者“否”。即使你用最尖锐的问题来刺激他，他也丝毫不会受影响。也许是和他的性格有关，阿巴斯在接受采访时显得非常安静，没有激动，没有愤怒，没有夸张的动作，就好像自己所讲述的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一样。这是我在采访前预料到的，但仍是我不想看到的。
采访过程中，阿巴斯时不时地和他的助手交流，有时候是要支烟，有时候是让助手倒杯水。当他发现助手只给他一个人倒了水之后，他和助手交流了一下眼神，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茶杯，然后伸出两个手指，随后助手给我和翻译也倒上了茶水。
1993年9月13日巴以双方在白宫草坪签署完和平协议后，阿巴斯没有按照礼宾安排先和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握手，而是径直走向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他的这一举动当时获得了世界的钦佩和赞誉。可是他后来告诉我，他只是忘了礼宾的安排。也许这就是阿巴斯，永远在意料之中，又永远在意料之外。即使他已经辞职一年了，人们也没有停止过对他的种种猜测，但也仅仅是猜测而已，除了他的政治路线，他不会轻易告诉任何人他的下一步打算，这就是温和冷静的马哈茂德·阿巴斯。
本报记者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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