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量的单亲家庭孩子无人照顾加上学校间竞争残酷，为稳住生源老师只好陪吃陪睡陪学习
新闻背景
在广州有近200所外来工子弟学校，据粗略统计，以每所100名教师计算，广州的外来工教师高达2万余名。这些教师们背井离乡，在广州住着最简陋的房子，过着最拮据的生活，却从事着教书育人的高尚职业。为了让更多的穷孩子有书读，为了适应残酷的竞争环境生存下来，他们必须付出比公立学校的老师多一倍的努力，他们忽略了自己孩子的教育，却将别人的孩子培养成才；他们成为外来工孩子的半个妈妈，将自己的孩子丢弃家中，却日日抱着别人的孩子睡觉。
记者调查 为生源为生存只好做“三陪”
连日来，记者走访广州众多的外来工子弟学校发现，学校中的教师95％以上是外来的，他们因为种种原因，背井离乡来到广州。
之所以担任外来工教师主要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家乡学校的工资收入较低或是在家乡学校属非正式教师的。一种是刚刚毕业的应届生，没有工作经验难找工；再有就是一些学校的退休教师。这些教师大多数住的是集体宿舍，通常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内居住4人以上，收入普遍在600～1000元之间，仅仅为公立学校教师的1／3。外来工学校普遍是生源决定命运，由于竞争的残酷性，作为外来工学校的老师至少要具备三方面的能力：教学、稳住生源和拉取生源。
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背景的特殊性，以及为生存奔波的居无定所，大多数外来工家庭对孩子疏于监管，有些家庭的孩子，吃饭写字都在床上完成。大量单亲家庭的存在使孩子的心理存在“真空”；生源的高流动性决定教师在教学上很难有系统性。
对大多数外来工学校的教师而言，他们工作不仅仅要教好书，更要承担起帮学校“拉生源、稳生源”的重任，外来工学校彼此间竞争的残酷性决定了生源成为学校的生命线。但外来工家庭本身的流动性又决定了他们的高流失率，广州市外来工学校学生的流动率普遍在20％～30％左右，不少学校教师的奖金是与班上的学生人数相挂钩的。外来工学校的学生普遍比公立学校孩子难教得多，为了稳住生源，老师们不得不做好“三陪”：陪孩子吃饭、睡觉和学习。
情感记实
故事一：“为别人的放弃了自己的”
外来工学校里面有许多来自单亲家庭或收养家庭的孩子，缺少亲情或生活经历的不幸使得一些学生需要全天候全方位的照顾，外来工老师们只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我把别人的孩子教好了，却把自己的孩子放弃了；我抱着别人的孩子睡觉、喂着他们吃饭，我自己的孩子却连亲都没亲过一次……”说这句话时，来广州打工已经近10年的曾仁珍老师眼角潮湿了。曾老师是湖南涟源市人，来广州前，曾在家乡的一所公办重点小学教了10年书，月收入600多元。1997年她南下广州打工，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康乐小学成为首批外来工教师，也是学校连年的优秀教师。
“与公立学校教师相比，作为外来工学校的教师，我们必须又是教师，又是保姆，或是孩子们的半个妈妈。这就是我担任多年外来工教师最大的感触。”
故事二：“离乡教书四年穷困依然
广州外来工教师的收入普遍较低，大多数在600～800元之间，好一些最多不过千余元。老师们背井离乡，除了解决吃住问题已经所剩无几，对他们而言，能够维持生活已经是一种万幸……
谢老师，广西玉林新桥镇永宁村人，2000年，因为所在的村镇公办小学再也发不出一分钱的工资，迫于生计的他最终选择背井离乡来广州打工，有过8年教师生涯的他最终将落脚点选在广州的一些外来工子弟学校，当起了一名专职的“外来工教师”，四年间，从他手下教出的外来工孩子已有上千人。
回顾起打工的岁月，谢老师有着说不尽的沧桑。“讨生活四年了，至今依然穷困不已，欠下的二万多元债务不知何时才能还清……”谢老师告诉记者，2000年从家乡出来时，他最小的儿子还只有4岁，结婚时借了1000多元才娶过门的妻子，为了这个八口之家的生活，不得不跟他两地分居。
到广州后谢老师教的第一批学生，是在广州赛马场附近的一间外来工学校，那时工资是不包吃住800元一月。开学第一天，学校居然下了一道常人难以想象的任务：“要用一年的时间教完高中的全部课程”。刚刚从公办学校出来的谢老师显然难以适应这样的教学要求。但在要生存的压力下，他咬牙接下了这一重任，最终，一天24小时连轴转的他终于完成了学校的任务，但同时也面临了失业。
故事三：“让一名吸毒父亲戒了毒”
由于外来工生活的居无定所，使学校中不少孩子成为“问题学生”，这些在公立学校可以给予开除的学生，在外来工学校中，却要老师们费尽心机去管教，即便是一名弱智学生，也要努力教好他……
孙老师是天河区某外来工学校的优秀教师，是学校公认的“专门转化后进生”的教师。她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在他的班上，有个孩子，父亲是吸毒者，母亲靠做钟点工维持一家的生计。因为生活的不如意，粗暴的父亲经常打骂妻子和孩子。小孩三年级就学会抽烟，平日间游手好闲，结交着一群“死党”专门勒索同学的钱财，他的所有生活费和学费都是向别的孩子像黑社会一样敲诈来的。
孙老师听说后，主动将这个孩子接到了自己班里。她说，“孩子有问题可以努力将他改变，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坏孩子，可是如果因为他坏，就将他放弃，这个社会将来就会多一个罪犯。”就这样，在孙老师的努力下，母爱式的关怀，终于使这个孩子变了样，孩子的母亲每当见到孙老师，就会激动地拉着手泪流满面：“你救了我的孩子，救了我一家人啊！”而整日吸毒的父亲看到儿子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不久就戒了毒。孩子一家先后搬了多次家，但因为孙老师的存在，即便上学路远，却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间外来工学校。
编辑点评
不能再制造新的“教育二元结构”
卧槽马
从外来工子弟，到外来工学校，再到外来工教师，相信读者通过我们编发的一组有关外来工子弟教育问题的系列报道，对于我市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会有个初步的感性认识。他们的总体状况是什么呢？两个词就可概括：难和苦。他们的现状其实是过往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教育领域的延续。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最终受累的还是我们城市的未来。
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城市化是难以阻挡的潮流，大量的农村人口甚至中小城镇人口流向大中城市是必然的。在中国存在了半个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随着这场浩浩荡荡的人口大迁徙受到巨大冲击。作为人口大迁徙流入地的城市，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将他们挡在城门之外。那么，城市该用什么方式来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呢？笔者以为，这是考验政府眼光和能力的重要试题。其关键就在于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好，大量外来人口会成为新的生力军，城市会享受到“人口红利”的巨大好处，否则，则极可能会因此陷入疲于奔命，甚至动荡不安的境地。
因为对于已经进入城市的大量外来人员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希望通过得到良好的教育，尽快尽好地融入城市中的，即使自己已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子女的身上。教育是他们的希望，也是他们的未来。在城市里形成的这种新的“教育二元结构”，不仅违背国家的教育政策，也最容易击碎他们和平入城的梦想。它造成的极可能是新的文盲和文化素质低下者会给城市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战略的眼光出发，重新审视我们的外来工教育政策。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本版撰文／时报记者 薛冰 本版摄影／时报记者 巢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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