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民工已变成了一个暧昧的词儿。“欺骗、自杀、跳楼、爬塔吊、赌博、卖淫、强奸、抢劫、裸奔、讨薪、性饥渴，讹诈、偷窥、械斗、口吐秽言、获救、赤裸上身、逃逸、不可求药、素质低下、馋嘴、呼吁关怀、关爱民工、手脚不净┉┉”成为媒体报道中的描述民工形象的常用语。诸如此类的用语从媒体中可随手拈来:“在京民工长期性压抑 一年多连续奸杀四名女子”、“七名民工爬塔吊为讨薪”、“赵薇浑身脏兮兮像民工”、“为200多元工钱讨薪民工锤杀工头家人”、“因小磨擦大打出手一民工受伤后称不值”等等新闻标题。
考上研究生，托福考了630分等平常事件，只要挂上“民工”的字眼，亦成为媒体眼中的新闻，加以详细报道。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媒体对民工形象的社会偏见。
民工是弱势群体，作为社会正义、社会良知的新闻媒体，理应是民工群体利益的维护者，而且多数媒体也把其焦点对准了弱势群体民工，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义务帮其讨薪，关爱其健康，关心其子女，切实维护了民工的利益。但是，慷慨好心的糖果里包含着刻板成见的毒药：民工就是乡巴佬，他永远不可能如城里人那样文明、聪明、高人一等。这种偏见潜意识地支配着媒体在妖魔化民工形象，在社会语境内捏造可怜、无助、无知、没有教养、卑下、邋遢、低人一等的民工形象。
可悲的是，媒体捏造了民工形象已在公众中扎根发芽。笔者惊奇的发现，日常生活中关于农民、民工话题的街谈巷议的话语体系中，民工已是“艰辛、勤劳、卑下、非理性、低人一等”的代名词。
妖魔化、丑化某人、某个群体、社区、国家的形象，就是不顾事实、不加分析贴上恶的标签，用舆论之棒一棍子打死，使其失去任何辩解的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种宣传策略在二战期间各交战国之间，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经常被各国媒体使用，为国际良好的交流、沟通人为制造隔阂，制造矛盾，谋求国际舆论霸权。不幸的是，新闻媒体在道义上援助民工群体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种妖魔化的策略运用到纷纷涌进城里打工，为城市繁荣辛勤劳动、默默奉献的数亿农民工身上。这是偏见导致的城市媒体的一个悖论、一个悲剧。
不可否认，由于教育程度、文化程度、家庭教育等原因的影响，进城打工的农民身上存在着许多城里人看不惯的生活习惯、生活习俗，但是，这些习惯却是他们生活经验的积累，是社会赋予，是城乡二元格局对立形成的，而不是他个人赋予他的“个人文化”。社会要现代化，农村要城镇化，民工要随乡入俗，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要废除。在此过程，城里人、新闻媒体应帮助民工、教育民工养成现代大都市所需要的生活习惯，而不应该嘲笑、丑化他们原有的适应田园生活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在城市和乡村间制造新的城乡文化二元对立格局。
有评论说，农民落后，在于文化观念，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笔者看来，农民落后，农村落伍，农民(包括民工)、农村被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妖魔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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