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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郧西县高山上的贫困农民“迁移扶贫”，国家某局千里迢迢送来巨额“扶贫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许多自主搬迁下来的农民的房上，无端地挂上了“迁移扶贫”的牌子，或喷涂上了“迁移扶贫”的红字，而他们并没有真正享受到这一关爱。三五年过去了，无人过问。人们不禁发出质疑——是谁动了贫困山民的“奶酪”？
“民心工程”痛失民心
地处鄂西北山区的郧西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至2003年，全县低收入和贫困人口仍有12万，其中人平年均纯收入625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5万人。
1994年11月，国务院确定国家某局定点帮扶郧西县，其中一个重点工程就是“迁移扶贫”。
何谓“迁移扶贫”，简单地说，就是将那些生存环境恶劣、“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贫困地区人口，迁移到水、电、路较方便，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的一种扶贫方法，这是一项造福贫困山民的“民心工程”。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国家某局的领导和同志们满怀深情，带来大量资金，投入到郧西扶贫攻坚的战斗中。
记者从有关扶贫汇报材料中获悉，仅1998年至2000年，该局共投入310万元，协助725户贫困山民“迁移扶贫”，户平应获得“扶贫款”4200余元。
然而，今年9月15日、16日，记者沿该县关防乡、景阳乡、上津镇的公路进行随机采访时，却惊奇地发现，路边房上高挂“迁移扶贫”红牌子或是喷涂“迁移扶贫”红字的农户，确实都是从大山里迁移而来的，但这些农房大都是农民在“迁移扶贫”之前用自己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他们或者是所得“扶贫款”极少，或者根本是分文未得。
在这3个乡镇，记者直接调查的19户所谓“迁移扶贫”的农户中，有1户获得100元的“扶贫款”，有9户获得200元的“扶贫款”(其中一户不愿领取)，有6户没得分文，有1户是乡政府为其整理的地基，有2户是真正享受的“迁移扶贫房”，每套大约优惠4000余元。
综合有关信息，记者确知国家某局每年按期将“扶贫款”送至郧西县，然而，大量的“迁移扶贫”农户，并没有真正享受到这些好心人千里迢迢送来的关爱。
淳朴的山民或是抱怨，或是嘲笑，或是无奈，“民心工程”痛失民心。
盖自己的房子挂别人的牌子
在这个贫困山区，能靠自己的力量迁移下来的基本上是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农民，大量真正贫困的山民还住在山上。于是，看着这些相对富裕农民的房上“迁移扶贫”的红牌子、红字，一些不了解真相的农民禁不住抱怨，这到底是“扶贫”还是“扶富”？
景阳乡吴家扁村二组祝和平、陈明珍夫妇，就是当地的富裕户。原来他们就住在高山上，1997年他们下山来艰苦创业，2000年，用10万元建起了小楼房，后又开店卖百货，买车搞运输，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他们告诉记者，大约在2001年3月，乡领导来到他们家，说是要给他们挂“光荣牌”。陈明珍说：“这是我们自己盖的房子，和‘迁移扶贫’有什么关系？我们生活得还可以，应该把‘扶贫款’送给那些真正贫困的农民。”
儿子放学回家后，一看到那个“迁移扶贫”的牌子很恼火，还说：“盖自己的房子，怎么挂别人的牌子？”
自从挂了牌子之后，祝家就经常被农民说三道四，说是这样一个当地“首富”还在“占国家的便宜”。祝和平一气之下，将牌子取下来，丢在屋内角落。
2002年底，乡领导两次要祝和平去领200元的“扶贫款”，他就是不去，说是“不想背这个名声”。
关防乡土地岭三组的王致远也是这样一个“富裕户”，1999年，他花7万元建起的楼房，2001年3月被乡领导莫名其妙地挂上了“迁移扶贫”的牌子，“报酬”是乡领导给了他200元钱。
农民们告诉记者，真正需要“迁移扶贫”的农民还住在高山上，许多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应付上级检查农民成为“道具”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如此“迁移扶贫”要应付检查，就让人伤脑筋。
景阳乡鱼池村二组的尹德学兄弟也是从高山上搬到路边的，为了盖新房，兄弟俩在河南宝丰的小煤窑里打工10年，用生命换来了10余万元钱。
1995年，兄弟俩都盖起了新房，谁知5年之后，乡领导竟然在他们的房上挂上了“迁移扶贫”的牌子，并许诺等上级领导验收之后，乡政府给他们两万元的“扶贫款”。乡领导还强调，上级检查的时候，一定要说是乡上给了两万元的“扶贫款”，“拣好听的说”。
尹德学告诉记者，2001年3月检查时，他们在兰滩管理区当主任的远房叔叔被请来坐镇，要兄弟俩配合乡领导的工作。有的乡领导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们说错了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也不知道是哪一级的领导一溜车队前来检查，尹德学兄弟非常地配合，双方皆大欢喜。
如此“检查”倒是蒙混过关了，但最后乡领导通知他们去领“扶贫款”时，竟是一户200元。尹德学兄弟俩感到受到了愚弄，拒绝领款，后在乡干部的一番“好言相劝”下，才拿了这笔小款。
耿正秀也是鱼池村二组的农民，她家的“迁移扶贫”的牌子原是挂在一个叫尹德进的土房上。2001年3月上级领导来检查时，乡领导感到土房挂“迁移扶贫”的牌子，有损景阳乡的形象，临时换到了她家的房上。乡领导也是教她说，“是上级领导给了我们一万元，帮助建起的新房”，并许诺事后给3000元的“扶贫款”。
应付完上级检查之后，当她去乡政府要这笔“扶贫款”时，乡领导嘲笑她说，你还“拿根棒槌当根针”，也是200元给打发了。
关于这200元的“扶贫款”，景阳乡吴家扁村一组农民吴统安、鱼池村二组农民耿正秀、骡马店村五组农民白益香告诉记者一个令人怀疑的细节。吴统安的200元钱是乡领导送上门来的，她发现要签收的收款单据上，没有填上具体数字，出于对乡领导的信任，她的丈夫刘新春还是签了名字；而耿正秀则是在一张白纸上签的名；白益香是自己到乡政府拿的钱，她将私章递给乡干部，也不知道他盖的纸上面写的是什么，总之拿了200元钱。
“百户扶贫迁移工程”如何经得起推敲
在上津镇云岭村(林场)，记者看到一些农民的房上喷涂有“百户扶贫迁移工程”字样。
在一个叫“乞儿沟”的地方，住房编号为“39号”的农民王定喜告诉记者，这是村里建的“迁移扶贫房”，一套三间，他大约在五六年前，以5600元的价格购进，从山上搬了过来。如果按当时的价格，建造这套房子大约要一万元。
关于“百户扶贫迁移工程”，他说，村里就建了18套房子，被15户农民购进，价格都在五六千元一套，所谓“百户扶贫迁移工程”的其它房屋都是农民自己盖的，林场没有补贴钱。
记者又采访了几个房上喷涂“百户扶贫迁移工程”的农民，他们证实了这一说法。
云岭村二组农民吴行国是1997年建的土房，谁知1999年村里给喷涂上了“百户扶贫迁移工程”字样，也没给一分钱。他说，反正乡里、村里经常在农房上刷什么标语，也没当回事。
吴行国说，公路沿线不少半新的农房都喷涂了“百户扶贫迁移工程”字样，除了“乞儿沟”的15户农民“捡了便宜”之外，没听说有农民拿到钱的。
淳朴山民心存期望
上津镇伍裕平村九组60岁的农妇何大珍一看就是个有主见的人。1996年，她家花4万元建起新房搬下山来，借的2万元债务靠儿子、媳妇近几年打工赚钱才还完。1999年，她不识字的老母亲一人在家，有人来喷涂了“迁移扶贫”的字样，至今没见到一分钱。
过年时，她的儿子回来后气不过，说是靠自己打工赚的“血汗钱”盖的房子，凭什么要喷涂“迁移扶贫”的字。他要把字刮了，何大珍说：“不要刮，让它在那里，总会有个说法。”
她对记者说：“也没有人来检查，到底‘扶贫款’哪里去了，也要有个说法。”
上津镇绞肠关村是省政府确定的“特困村”，三组农妇李清荣为“迁移扶贫”4个字搞得很恼火。1997年，有十余家从山上搬到这个叫做“郭家沟口”的地方。1999年，李清荣看到别人的新房都刷上了“迁移扶贫”的红字，而自己的房上光溜溜的，以为刷了字就有“扶贫款”，她非常恼火。待后来得知还是水中捞月，她又不免有些庆幸。
记者前来调查时，她发现“扶贫款”可能失而复得，又向记者提出要求：“如果上级领导来补发‘扶贫款’，一定要给我的房上也刷上‘迁移扶贫’4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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