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通人才中心
可能性几乎为零
吴思指出，过去，各级官员的任免一般是由上级党委常委会来决定，而常委会中，一般又是由书记说了算，因此，有些“一把手”实际上手握下级党委和政府官员的任免大权，“领导说了算”色彩非常浓，暗箱操作空间相当大，极大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以及政治运作能力。
“过去，一些地方官员中买官、卖官、跑官的风气之所以浓厚，是因为最高决策权在‘一把手’手中，一个官员的任命往往由他说了算。现在，黑龙江省通过人才机构选拔干部，那些想跑官、买官的人，要买通人才中心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干部选拔方式提高了公正性和透明性。退一万步说，即使他能买通人才机构，但随着跑官环节的增加，买官成本无疑增加了很多，有‘不值’的风险。”吴思分析说。
铁腕治吏
打破官员裙带化
“进行渐进式改革应该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路，黑龙江此举实际上是要下决心铁腕治吏，打造阳光型政府。”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
胡星斗认为，这种官员选拔方式将有助于克服官员任命当地化、裙带化倾向，有助于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有助于市场化激励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实现。“如果抛开黑龙江干部选拔新举措所带来的轰动效应，它的实际突破意义要远远大于操作意义。”胡星斗表示。
职业官员队伍
即将诞生
“实际上，各地政府都在探索建立官员选拔的民主新形式。四川省要求所有被提拔的干部必须先过民意关，民意测评通不过，一律不得提拔；山东、福建等省，则对乡镇党的领导班子采取党内直接选举的办法。我们黑龙江的这种官员选拔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探索。”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官员告诉记者。
对此，吴思表示，十六大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直是被强调的内容，刚刚闭幕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明确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大会还决定，继续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党的全委会投票表决、党政领导干部辞职等制度。
“通过独立的人才服务机构选拔中高层地方官员，是人才市场化、人才社会化机制走向成熟、完善的重要表现。通过高级人才库作用的发挥，我国将出现一批职业经理人、职业技术官员队伍。”胡星斗最后表示。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郑飞
人事任免 “一把手”说了算
《潜规则》作者细说买官卖官“潜规则”
去年，湖北省襄樊市发生买官卖官窝案，以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楚寅为代表的74名领导干部涉案，其中仅该市相关单位、县市的“一把手”就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被称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腐败窝案”。
孙楚寅担任襄樊市委书记5年，辖下枣阳市两任市长先后出问题，前市长谭先龙携600多万元公款潜逃海外，接任的尹冬桂又牵涉经济问题被捕。孙楚寅“落马”后交代，原枣阳市委书记曾宪荣也曾向其买官，而因收受他人财物被判12年的襄樊市人大副主任刘有庆，也供出向孙楚寅行贿买官的问题。
原襄樊市常务副市长赵成霖也曾受贿70万元，为此办理权钱交易。原谷城县副县长邬培高先后给赵成霖送了2.3万元，官职就从副县长变为襄樊市卷烟厂副厂长、厂长，直到襄樊市汽车产业开发区副主任。另一位买官者刘润英送给赵成霖2.4万元，如愿以偿地被任命为市财政局总会计师。
在老百姓眼里，孙楚寅等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官帽批发商，这些案件的共性就在于，作为“一把手”，在人事任免上，孙楚寅、赵成霖们能够自己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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