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广州落下帷幕的“全国性文化节”无疑为性观念比北方还保守的“老广”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冲击，一时间，大街小巷对新潮性话题热论不休。有心人发现：和首届活动相比，今年梅开二度的性文化节增加了性文物展览、针对政府官员的性学报告等“文化”环节，观众和参展商家均比去年翻番。而来自北京、上海、香港、广东等地著名的性学家羊城论性，对“一夜情”、“同性恋”、“网络性爱”等热门性话题各抒己见，让人耳目一新。
语出惊人“一夜情” 为男士出轨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性文化节语出惊人，他对一夜情、嫖娼的新诠释，一时间引起热烈的讨论。
潘绥铭认为“一夜情”不同于买卖淫，因为前者遵循了爱情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终”。在他看来，“一夜情”的主要特征是“邂逅相逢”、“就性论性”和“互不纠缠”，真正实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于一些男士热衷嫖娼，潘绥铭分析原因是，男人付费给“小姐”后，可以“撒野”，得到不同的性感受，因此建议妻子们不妨学学“小姐”的某些性技巧，让丈夫在做爱时可以“撒撒野”。他认为，“小姐”在性生活方面的确有普通女性值得借鉴之处。
潘绥铭的观点在广州女性中引起一片哗然，认为其对“一夜情”的注解，扭曲了“专一”这个崇高爱情用语的原意，对“小姐”的论调，更是为男士出轨提供了“理论基础”，不少读者对潘绥铭的“误导”表示愤怒。也有男性读者抗议，称“媒体对这些非正统的性观点的关注度，超过了医保、住房、交通等民生问题，是非常低级的行为”。
“网络性爱”有新械 导致性泛滥和非法性活动？
第一届性文化节，一款从运动力学的角度设计出的100多种体位的“夫妻合欢椅”大出风头，还获得了中国性学会颁发的“十佳性用品奖”；今年的第二届性文化节，同样来自汕头的高科技性产品———“网络性爱遥控器”也引来满城风雨。
“网络性爱遥控器”包括控制软件、遥控器和仿真器官振荡器，身处异地的男女双方可以同时上网，通过遥控对方的振荡器实现“网上性交”，还可以配合视频等系统提高网上性生活的感官享受。
“网络性爱遥控器”在性文化节展销三天，好奇者多，购买者少。虽然厂家声称产品是为分居两地的夫妻和情侣设计，并且只提供给成年人，但是现实中对使用者的身份却很难监管。
不少人担心，通过“网络性爱遥控器”把自己的性行为交给鼠标和网络上的陌生人，很容易导致性泛滥和网络非法性活动，长期沉溺于此更会令原本美妙的性爱贬值。
对此，广东省性学会副会长朱嘉铭认为，“网络性爱”适用于分居两地的夫妻、情侣以及没有结婚的单身人士，两个人不接触也可以进行性爱，不但可以减少艾滋病、性病的危害，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性犯罪。
阳盛阴虚“四比一” 性文化节沸沸扬扬谁受益？
在性文化节的首日出现了几段不雅的小插曲：由于一些男性观众不规矩，有人甚至试图偷窥试衣间，造成了表演一再推迟；在性用品展销会期间，还有不法商家公然叫卖“脱衣粉”、“叫床粉”等迷情药；在性文化节闭幕前，有好几个性用品摊位被男性参观者趁乱抢走性用品……
一连三天的性文化节，沸沸扬扬迎客11万人次，最大的受众当属各年龄层次的男士。虽然主办方称男女观众的比例是4∶1，但记者在性用品展销现场发现，除了性用品的销售人员中女性占较大比例外，男士受众占了绝对优势，他们穿梭于人流中东看看西摸摸，不亦乐乎。
对于性文化节主展馆阳盛阴虚的情况，省性学会会长张枫认为与传统观念有关。事实上，女性对性的需求更强烈，但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她们大多不敢出没这种“性场合”，害怕受人非议。
儿童不宜“性文化” 青少年性教育该何时开始？
虽然主办方一再强调，性文化节“儿童不宜”，但还是有个别家长把五六岁的孩子带进琳琅满目的性用品展销会，并任其自由参观“欢喜佛”等古代性文物。这些前卫家长的想法是，小孩子应该从小接受性教育。更多的家长对此表示质疑：裸体性交的瓷像在小孩眼里能看出什么教育意义？究竟是让小孩接受性教育还是性刺激？
青少年性教育到底该何时开始？以什么方式开始？也是本届性文化节关注的焦点之一。
广州市人口与计生局宣教处段建华处长认为，符合中国国情的青少年性教育，宜从小学9-10岁左右开始，其时正是女孩月经初潮、男孩初次遗精开始的前一两年，让他们提早知道这些知识并正面引导，百利而无一害。
性文化节该不该对未成年人设防？广东性学会副会长朱嘉铭认为，性教育应该从小开始，“现在有专家提出性教育应该从9岁开始，也有的国家从4岁开始。我认为，性文化节不应该向未成年人作出限制。”但家长应在带孩子参观时作出必要的讲解和引导。
观点对碰“同性恋” 政府学界关注仅为防艾滋？
同性恋到底是“存在即合理”还是“存在却荒谬”？本届性文化节上，“同性恋”这个话题引发了专家和市民的热烈讨论。
广州市劳教所调研员张劲松因为工作对象的特殊性，显得立场十分坚定。他说，在同性恋群体相对较多的男性聚集地，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多表现为“恃强凌弱”，很多人是被迫与同性发生性关系。张劲松不赞成同性恋合法化，认为公开谈宽容反而会纵容了“恃强凌弱”的行为，他还把同性恋列为艾滋病的“高危人群”。
香港大学吴敏伦教授则代表另一种极端立场，他认为不应该把同性恋划为艾滋病“高危人群”，因为同性恋者除了性取向以外，其他一切行为和普通恋人没有差别。他透露，香港的同性恋者不乏社会精英，包括影视明星和政府高官。
有市民提议，同性恋者心理多少存在扭曲，因此不适宜从事幼儿教育、心理咨询、公务员等领域工作。对此，吴敏伦说：“在香港，如果因为是同性恋而剥夺他们的工作权利，同性恋者可以通过法律诉讼来抗议这种歧视行为。”
面对穗港两地专家尖锐对立的观点，北京大学许天民教授的看法比较“中庸”，他认为中国政府和民间对同性恋普遍持宽容态度，不限制、不干涉，但是也没有法律认可和保障。徐天民说，政府和学界开始关注同性恋，仅仅是出于对艾滋病疫情控制的需要。
性文化节组委会主任、、省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省性学会会长张枫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性文化节既重物质享受（性用品展销和性文物展览），也重精神熏陶（性学专家论坛和性学报告），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对学者的一家之言无须大惊小怪，但市民对不同的性观念应当懂得去伪存真，因为广东主办全国性文化节旨在提倡性科学，树立性道德，消除性陋习，弘扬性文化，最终促进夫妻的性和谐。
婚外恋
“越来越多中国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次次合法。在离婚人数已经占城市总人口的4.5%的今天，也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作一些道德准备。”“中国性学第一人”潘绥铭在性学专场报告上对“一夜情”的鼓与呼可谓语出惊人。
性上网
“网络性爱遥控器”厂家告示：“只要可以上网，就可以和地球上任何可以上网的人做爱。”一位自称来自新加坡的女子在性文化节上购买了男女全套产品，表示要与分居的男友试用。
同性恋
学界估计，中国同性恋者约4000万。男同性恋普遍存在多性伴、少安全措施的现象，由于无法合法组建家庭约束性道德，每位男同性恋者拥有性伴侣的数量从十几到上百个不等。男同性恋者、卖淫女和吸毒者被列为“艾滋病高危人群”。
性教育
在广州市《性与健康》教育系列读本中，供高中教育的内容中将会教授安全套的使用方法，但是大部分家长表示“万万使不得”。不少家长认为这样“无异于助长中学生早恋及发生性关系”。面对广大家长的强大民意，这个现场示范（包括模型示范）的实验课题搁浅。(记者 廖怀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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