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应逐步扶持打工子弟学校达标
人大代表吴青认为，落实政策精神必须体现在资金上
“每个孩子都是可爱的，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吴青说，自己已经记不清何时开始为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奔走，她的脑子里塞得满满的是以后的日程：11月20日，她将和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开一次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她会争取机会使他们和教育局的人士直接对话，并将整理出的资料在人大会上提出。
吴青说，在深入各个民办小学时她了解到很多农民工子女的就学困境。由于学校没有合法身份，学生和老师也像打游击似的经常搬家。她认为，对打工子弟学校不应该排斥，而是得一步步地引导。经过她和各界的多方努力，2002年北京市出台了政策，允许民工子弟学校逐渐达标。对于这一政策，她表示，其中最大的变化没有提到“非法”的字，是一种进步。但怎么保证打工子弟学校达标才是下一步的关键。
吴青强调，落实政策的精神必须体现到资金上。她认为，现在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最大难处是缺资金。只有配套师资和设施等硬件的加强才能走向达标，但政府不能给予足够的资助，民工子弟学校又从哪儿投入大量的资金去达标呢？这样就会进入恶性循环。不达标的学校只能混日子，想达标的学校却没有能力，只能变相向学生收钱。
吴青认为，只有打工子弟学校才能适应农民工子女这样“流动”的生源。要求农民工子女都进公办学校，无论对学校还是孩子来说，是不现实的。当然，民办学校也有问题，比如为了省钱，校车里挤进很多学生，这都应该加强管理，这是一个逐渐解决的过程。在对学校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有个安排的步骤，其中得考虑到民办学校的利益问题。
吴青强调，农民工子女的问题实际上是全社会的问题。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出有责任有爱心的公民。城市人和城市的孩子不应当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也要关心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农民工子女。
农民工子女教育是政府重要工作内容
农民问题专家崔传义认为，落实相关政策为下一步工作重点
“我个人总结，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1998年，农民工子女随着父母来到各大城市，其就学问题也日益显著。“那时候，孩子们（农民工子女）想上学，就得交各种各样的借读费、赞助费。
只有少数的老板才能负担起这样的费用。“
1993年打工子弟学校开始出现，起初为解决自己或是自己同乡孩子的读书问题，后来得到了很大发展。但身份“不合法”的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2003年，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定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政策要求对农民工子女应一视同仁，就读公办学校时不能收取其他费用，对于打工子弟学校应给予扶持，并适当放宽办学标准。崔传义认为，“当时中央的意思就是先让孩子们能读上书，下一步再读好书。”
虽然中央制定了大量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政令不通”、执行难。崔传义认为，打工子弟学校下一步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好。
“中央对于农民工子女上学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孩子们的上学问题由流入地政府负责，学校以公办学校为主。我们应该看到，外来农民工是流入地城市发展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崔传义说，政府应该意识到，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问题，是发挥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体现，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不能因为存在大量民办学校，就把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推向市场，推给社会。
他表示，目前，中央正组织有关部门对农民工当前所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调查，其中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也是调查重点之一。
本报记者谢言俊 王佳琳 周奇 陶春摄影：本报记者张涛 倪华初 薛珺 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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