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不是“超级性大国” 无性婚姻无处不在

广州性文化节内衣秀开道

　　相关新闻：全球性调查报告：中国人均性伴侣数全球排第一  专家质疑

　　　　　　　全球性行为次数调查：法国人居首位日本人居末

　　　　　　　广州性文化节内衣秀开道 网上做爱产品亮相(图)

　　近日第二届全国性文化节在广州举行，曾经“谈性色变”的中国人兴致勃勃地聆听性学报告、观看性文化图片展、参加百万安全套彩车行等活动……即便如此，看上去“性福”的中国人还是被“2004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的数据惊呆：人均性伴侣人数19.3人。而由此所触发的“性商”、“性小康”等新概念也引发了普通人的争议，于是“性福”到底是什么、中国人的性现状到底是怎样的等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谁拥有19.3个性伴侣？

　　中国绝非“超级性大国”

　　性问题并没有超出人们的道德底线，成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乱性”，婚姻还是性生活的一个砝码。

　　10月下旬，安全套生产大鳄杜蕾斯公司推出“2004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一经公布，引起哗然。在这份被称作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性调查”的报告中，综合了“性生活的频率”、“发生性行为的年龄”等多项指标，而中国以人均性伴侣19.3个，人位居全球第一。

　　杜蕾斯公司的这项“全球性调查”从2001年开始，已经连续进行了8年，在曝出“19.3”数字之前并不为中国人熟知。当然，作为一项以公司名义操作的全球调查，其公信度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但无论是炒作也好，提升公司知名度也罢，“19.3”还是唤醒了我们对于中国性文化和性现状的重新关注。

　　是19.3还是1.93？

　　按这项调查显示：“世界范围内，每人平均拥有10.5个性伴侣。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人们也许会问，这个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数字有多少可以信任的成分？他们的调查结果从何而来？

　　据杜蕾斯中国合资公司介绍，来自41个国家的超过35万人参加了这次调查，其中有108720中国人参与了这项调查。在参与调查的中国人当中，男性为87304人，女性为21416人。在年龄分布上，以25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为主。调查是通过参与调查人员填写个人资料在互联网上进行的。当问及公司相关负责人“您认为这个数字可信吗？”对方不置可否，只是很勉强地说出：“不排除个别人恶作剧的可能性。”

　　很明显，这个19.3的人均性伴侣人数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的接受程度，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参与调查人员填写的个人资料中，根本没有身份证明(比如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有效证件。用这位负责人的话讲，就是“完全依靠参与调查人员的个人自觉。”从这一点来看，这项调查结果的可靠性还有待商榷。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江晓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我所知道的调查数据和它几乎相差了一个小数点，1.93还差不多。国内性学界类似的调查也做过很多，没有能得出19.3这样荒谬结论的，真实的情况要远远小于这个数值。我怀疑它的这个调查有错误，不可能是真实的反映。”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许天民在第二届全国性文化节专家论坛上也表示，他“个人对此数据持怀疑态度”。许天民指出，杜蕾斯公司此次调查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而“互联网在我国并未完全普及，上网群体以青少年为主，经常上网的成年男性数量有限，通过这种样本难以推出全中国人在性行为方面的准确数据”。

　　延伸阅读：长沙举办性文化展 教育市民还是刺激群众(图)

　　婚姻是性生活的砝码

　　“19.3”给本来就缺乏和谐性生活的家庭增加了隐患。“19.3，我觉得很可怕，一些朋友也觉的这个数字给人以挫败感，我只占了其中的1，那么老公另外的18.3个是谁？”一位姓金的30多岁的女性面色忧虑地说。她还告诉记者不知怎么了自己越来越多心，甚至怀疑丈夫有小金库，认为丈夫有很多“商业性”。

　　虽然说，这些年的开放使得中国人的性观念得到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主流的思想模式仍然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保守严肃的态度。虽然人们不再谈性色变，但性问题并没有超出人们的道德底线，成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乱性”，婚姻还是性生活的一个砝码。

　　在由国内知名性学专家潘绥铭主持的全国性调查中显示：在全国20至64岁的结婚或同居的人口里，越过婚姻而有性的人，只有13.1%到13.9%之间。从和婚外的“别人”保持性关系的时间长度上来看，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不是以“一夜情”为主，也不是以“性交易”为主，仍然是以持续时间较长的“婚外性关系”为主。其中，性关系超过一个月的占83.4%；不到一个月的占56.3%。

　　婚姻自由和性自由似乎是一对永远也难以调和的矛盾，婚外性的增加，某种程度上和中国人的离婚观念有关。当离婚还是被大多数中国人看作一条危途时，为了挽救婚姻，而“爱”又不能舍弃，婚外性就成为一个不算是好办法的办法。性学专家潘绥铭认为，婚外性对婚姻的破坏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只不过在这种冲击下，婚姻、爱、性三者的关系变了。

　　这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性化”刚刚开始盛行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性正在偷偷摸摸地越过婚姻，形成一股不小的社会风气。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当时在北京做了小范围的调查，承认自己有婚外恋的占有效调查人数的3.7%，80%以上的人对任何形式的婚外性行为都持严厉的不容许态度。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就对有爱婚外性关系的容许度要比无爱的性关系要高。

　　从非性化到性化巅峰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思想开放，性现象已经表现得公开化、更多的事物现象被赋予性的含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性的方面，有关性的词汇也增加了。在文化节上你能看到老人的身影，他们仔细观看性图片展，没有丝毫不自在。

　　潘绥铭还在性文化节上表示：“性化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时期的压抑，再到性化的巅峰。当前中国由一个威权社会变成了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他表示，在性现象的公开化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而这在1994年还是不可想象的。

　　就像性学专家提出的“性革命”的观念一样：“一场性革命，伴随今日社会的变迁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是中国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