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很美的“性小康”
采访撰文/施家欢
专家认为，性小康虽然不包括在小康社会的16条标准内，但其对于人们生活水准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李壮是河南省李家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已婚，一子一女，他没有出去打工，在家里种地的同时也包下了几亩果园。农村的夜晚比较寂寞，看完电视剧后不久就上床睡觉了。家里的房相对宽敞，他和媳妇能有自己的卧室，所以他的生活比较有规律，平均一周能有一次性生活。也许李壮不知道，他已经属于中国为数不多的达到“性小康”的人群中的一员。
性小康和性商
按照专家说法，性小康与性商密不可分。性商和智商的指向类似，智商是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性商则是指一个人的性健康水平，包括性知识的了解和正确的性心理。性小康包括了性商和健康的性行为。
以胡佩诚为代表的性学专家对于中国人的性健康水平提出了一定的忧虑。与性商相关的性健康、性小康、性权利第一次被提到中国人面前。胡教授认为，性教育不但应该从娃娃抓起，而且还得从零岁的娃娃抓起。
对此，家住上海的胡先生非常赞同。他是儿童早期性教育缺失的“受害者”。在他幼年的时候，是家中独子，上面全是姐姐。为方便打扮，父母常常把姐姐们剩下的衣服给他装扮上，把他也当女孩儿养。老人说，越是独子越是这么养才能养活。
直到上小学，胡先生都认为自己和姐姐们一样。上学后的记忆一度十分痛苦，他被男同学和女同学都排斥了。幸亏父母及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对他进行了及时纠正，才避免了情况恶化。
事实上，儿童的性教育很大部分取决于家长的性商高低。而遗憾的是，成年中国人的性商也并不尽如人意。一部性学博物馆的搬迁史，不但说明了很多中国人对于性学的茫然，别说是性商了，就连性知识普及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刘达临，美国《时代》周刊曾评论的“引导中国走向幸福的21世纪的6个代表人物之一”，1995年春，不惜举债30万元，在青浦徐泾创办中国第一家性文化博物馆。1999年8月，性博物馆迁至闹市区的南京东路，公开展示，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国古代的性文化。但是，当刘达临希望在路口挂一个指示牌的时候，管理部门坚决不同意，理由很简单：“中华第一街”上不能出现“性”字，也不能出现“生殖”两字。在入不敷出的惨淡经营之后，这家性文化博物馆不得不从上海撤到了同里。
所幸，性文化博物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更可喜的是，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开始维护属于自己的性权利、寻找自己的性小康。
性小康与“一夜情”
在过去，男女婚姻之外的性关系，被叫做“通奸”，当事人被叫做“狗男女”。尤其是女性，基本上一辈子只能和一个男人过性生活，如果那个男人是性无能，也只能忍受别人背后戳脊梁骨，说她“不下蛋”。
现在，随着性学知识的普及，性小康概念也提出了。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作为政治名词的“小康”，需要具备诸如国民生产总值、住房面积、道路面积等16条标准，这里面并没有包括性，因此“性小康”的提出非常不严肃。
但也有专家认为，性小康虽然不包括在小康社会的16条标准内，但其对于人们生活水准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不管是16条还是160条标准，性是一条随着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提高后必然会有的诉求。
年近50岁的沈女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非常愤慨于很多男性借助“性小康”的理论在婚姻之外寻找性的解决之道。她表示，她能够理解年轻男女在婚前进行的性行为，因为这“毕竟是一辈子的大事，不能马虎”，但同时也对现在年轻人对于性只图享受，不考虑后果表示忧虑。
沈女士的观点代表了很大部分的中国人的性开放观念：能够接受婚前性行为，绝对不能忍受婚外性行为。不过，这种观点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遭到了挑战。暧昧的洗头房开遍了城市的大街小巷、金壁辉煌的夜总会吸引了很多男性的目光，网络上的情话绵绵，即使没有找到“19.3”个性伴侣，人们在心底里也已经有了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性体验的想法。
从小康到性小康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在全国(不含台港澳)范围内对20-64岁的全体居民进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并于2001年下半年写出了分析报告。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随机抽样、规范操作的全面的性调查，其分析报告可与美国1994年发表的性调查——著名的“芝加哥报告”相媲美，其成果在10年内都具有指导意义。
这份报告认为，目前20-64岁的中国男人，在婚姻中或在超过6个月的同居中，只能把每月超过一次以上的性生活频率保持到平均43.9岁(正负差10.4岁)，到了平均47.7岁(正负差9.9岁)，男人的性频率便低于每月一次了；到平均55.9岁(正负差8.6岁)，则一年平均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性生活基本停止了。
从地域上划分，县级市或县城的夫妻性满意程度达到53.1分，农村的夫妻为49.7分，省会城市的夫妻为46.7分；如果对他们性生活的频率打分，分数更为悬殊，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性生活最少，只有53分，与农村人口相差无几，而县城或县级城市的人们高达63分，比前者高出10分之多。
上述报告其实说明了一个很直观的问题，生活水平越小康的人群，往往得不到性小康；性小康的人群，往往生活不那么小康。当然，大城市比小城市更“精彩”，更具诱惑力，人们感情出轨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
潘绥铭教授认为，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大城市的人对生活要求的标准高于农村和县城，而标准越高，满意程度也就越低，这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他也提醒身处都市的人们，不妨学学小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心态，在追求高标准物质生活的同时，千万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夫妻生活质量，否则必然会得不偿失。来源: 新世纪周刊策划/王璇 采访撰文/YOYOO/赵倩/施家欢/阿毅/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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