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报道】 新闻提示：“义工”是指个人根据自身特长，在不计报酬的前提下自愿为社会完成的义务服务。义工离你我越来越近了。去年，北京海淀区已率先将义工服务纳入中学生毕业考核：初中生每学年要做20天义工，高中生每学年要做30天义工才可毕业。
早在几年前，“义工”的身影就已悄然出现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为那些需要爱、需要关怀的人们默默服务着。如今，做“义工”更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除“主力军”高校学生、年轻白领外，下岗工人、退休市民以及外国友人也加入到这个传递温暖的大家庭中——
“做义工使我从悲痛中走出来”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45岁的王琪。她的发髻利落地绾在脑后，正麻利地核对着手上的“重返校园学童登记表”，说话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你根本无法把这个女人与下岗、丧偶联系在一起。
2000年，41岁的王琪下岗了；2002年2月，相濡以沫的爱人又猝然去世，抛下了她和女儿。之后的两个多月，王琪始终以泪洗面。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来到爱德基金会农村发展部做义工。
王琪的工作，是负责核对经基金会牵头，所资助的重返校园儿童的资料档案。这些档案近5万份，她和同事们一一核实，确定无误后，将其中一份寄给资助人，另一份存档。“今天一上午，我们就核对了600份表格！虽然有点枯燥，但是能为小朋友们做点好事，也是值得的。”王琪说，做义工使她慢慢走出了生活的泥沼，“这个社会上还有许多人需要帮助，我总想为他们做点事情。”
尽管只有500多元的收入，王琪却自费资助了在南京某民工子弟学校的一个初三女生，每年给她500元钱。她对这个女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很关心，上门跑了两趟。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女孩打电话，“这孩子挺亲我的，上次她因为品学兼优，被选去北京看升国旗，还特意打电话向我报喜呢！”
“虽然退休了，但我还可以为社会做事”
一些退休的老人也加入了洋溢着爱心的义工群体。
57岁的张庭芳阿姨，胖胖的身材，满脸绽放着慈祥的笑容。张阿姨原来在厂里做会计，2000年退休，2年后，张阿姨来到了爱德基金会农村发展部。“在家里，除了做家务就是看电视，闲得我心里发慌。”她一边和记者说话，一边从柜子里抱出一摞厚厚的资料集，“瞧，刚送过来核实的，又是厚厚一大本！”虽然每天要在公车上耗掉两个多小时，但她很开心也很自豪，“虽然退休了，但我还可以为社会做事，而且是有意义的事！”
刚跨进爱德基金会医疗卫生部的门，就看见一堆人簇拥着一位个子不高，精神抖擞的老太太。王金珠，今年63岁，退休前是一名内科医生。因为她慈爱、热情，做了大量的义务工作，基金会的成员们都亲切称她为“姥姥”。
王金珠1997年3月任“爱德医疗队”领队。以后的7年时间里，她带领队伍走遍了全国的9个省的20多个贫困县、乡，义务为那里的病人们诊疗。1998年，“姥姥”又接手了“农村孤儿助养”项目。当时由爱德牵头、筹款助养的孤儿有2000多名，为了核实孤儿们的情况，把每一分善款都用在刀刃上，“姥姥”独自一人跑了江苏、山东、河南、宁夏和贵州5个省，把所有孤儿的家都寻访了一遍。最多的一天，她探望了200多个孤儿，累得一句话都说不出。“虽然我身体上疲累、物质上贫乏，但精神上却异常富有！”王金珠说。
“做义工是我们的必修课”
在南京的义工群体中，还活跃着一帮外国太太，她们把做义工当成自己的“必修课”。
金发碧眼的海伦娜来自荷兰。她每周都要去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护理那些一岁左右的孩子。对这些孩子，海伦娜表现出了一个母亲的爱心和耐心。她用荷兰语唱歌给他们听，给他们做抚触，还带来很多漂亮的玩具。“我们要给这些孩子尽可能多的关爱，让他们健康地成长！”
来自德国的苏珊娜是名物理治疗师，平时工作很忙碌，但她每周都要抽出两个上午的时间，去福利院照顾那些被遗弃的残疾儿童。“做义工是我们的‘必修课’。”她曾经发现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手臂是向上蜷曲着的，有明显的畸形症状。于是她马上找来绷带，帮孩子把手臂固定成正常的形状。现在，苏珊娜正在筹款、联系医院，准备为一个双下肢被烧伤的小女孩做手术。
在南京的一些外国太太们，还组建了一个叫做“心的希望”的工作小组，专门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孤儿筹款，使他们得到及时的治疗。迄今为止，“心的希望”已经为17位孩子进行了手术。现在，有2个孩子已经被人领养到美国，还有4个在寄养的家庭生活。南京日报记者李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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