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竟有如此残酷的偶然性。11月18日15时50分，犯罪嫌疑人袁代中在重庆铜梁县巴川镇洗马村4社一茶馆制造特大爆炸事件，15位无辜者丧生。警方后来发现，袁代中在实施爆炸前，已将与其产生纠纷的妻子谭某杀死在家中，自己也在爆炸中死亡。据查，袁某制造爆炸，纯粹因为婚姻、家庭纠葛，导致心理失衡、行为失控，而让无辜者作了自己的泄愤对象。
近来，类似的恶性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比如曾经引起轰动的马加爵连环杀人案。最令人震骇者，当属接连发生的幼儿园血案，以至于有的幼儿园不得不加强防范，如临大敌。用心理学家的话说，这样的行为是反社会的，显示了作案人对社会有一种极端仇视心理，以无辜者的死亡，来满足自己邪恶的心理需求，或发泄自己暴戾的怨恨情绪。
一个人形成这种扭曲的心理，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但采取如此暴力的手段，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至于像马加爵那样，个人成长过程中遭遇某种不幸，而将一点点琐碎的纠纷无限放大而疯狂地杀害自己的同学，或者更加等而下之，像袁代中这样漫无目的地攻击无辜者的行为，当然更为邪恶。
而像马加爵、袁代中这样完全反社会、但又是随机发生的反社会行为，社会和政府是无从防备的。即使政府发现某人的精神已显示出某种暴力倾向，甚至从心理学已可作出诊断，但政府仍无权将他强制送进治疗场所。为了个人的自由，社会有时不能不付出某种代价。从这一角度看，政府理应对遇难者的家人以充分而及时的补偿，尽管这样的补偿不足于令死者复生，令生者回复生活的平静。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有的人竟然总对这些精神扭曲的杀人犯抱有某种同情，并将其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归咎于社会。人们当然可以从心理学角度、从犯罪分子个人成长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对行为作出某种解释，或许这些案例真的是心理学和社会学课堂上的上好素材。
但是，任何解释都不可能赋予其行为以正当性，不足以减轻一个具有正常理智与情感的人对其行为的极度反感。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法律都会对其给予最严厉的惩罚。因此，试图追究这类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可能是不恰当的。任何社会都有小偷、强盗、杀人犯。他们或者旁人可以怪罪他的家庭，可以怪罪由无数人组成的抽象的社会，但是，归根到底，他们必须对自己违反正义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当然，这样的事件如果频繁发生，则我们可能不能不有所警惕和反思。此类事件有可能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非常间接地折射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精神状态。这样的反思，不是为心理极端扭曲的杀人犯开脱，恰恰相反，为的是摆脱对这极端少数的过分注意，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占着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心灵。毕竟，与我们日常打交道的，正是这些普通人。
这20多年，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转型过程，在获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人们的地位、利益、观念都经历了相当剧烈的调整。尤其是这种调整，是在信仰、道德及固有的社会关系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伴随而来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被欲望释放出来的个人，一些人失去了自己内心的约束，追求个人利益，可以无所顾忌。精神失范相伴而生的是行为失范。一些富豪们为买一醉可以夜掷万金，而没想过在慈善公益事业上拔一根毛；某个乡镇警察，仅仅因为农民挡道，就毫不思索地拔枪射击。至于平民百姓，一点小小的纠纷，就会引发恶骂或肢体冲突。人与人之间似乎丢掉了礼数，缺少了宽容，丧失了温情。
财富的进一步增长、甚至法律秩序的健全，未必能够修补人们的心灵。因为这是属于精神文明范畴的事情。袁代中事件可能是新闻热门，但真正重要的话题其实应当是，我们能否重建信仰、道德和给我们的心灵定位的种种社会关系，找到像一个文明人那样与邻居、与轻轻蹭了你一下的汽车司机、与不认识的农民温和相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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