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光明日报的说法,不批马寅初的话,人口会少增加三亿,就是说这20年人口只应该增加0.23亿(基本达到马寅初和后面计划生育所要求的所谓理想的零增长),扣去死亡人数1.52亿,新生人口1.75亿。换句话说,现在25到45岁之间人口应该为1.75亿而不是现在的4.75亿。这3亿人口大都已经结婚,45岁附近的生育高峰在1989年左右,生育率应该在1.8以上,而25岁左右的有些还没有结婚,平均生育率可能还达不到1,粗略假定这个群体平均生育率为1.3,意味着已经出生的下一代是这一代的60%左右,那么也有近两亿人口。就是说多出的那三亿加上他们已经出生的子女总共近五亿人口,虽然只占中国目前总人口的38%,但却占了中国25-45岁人口的63%,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多出的三亿25到45岁之间的人,都是各部门各行业的主力呀!意味着现在劳动骨干有一大半本来是不应该出生到这个世界的。没有这三亿年轻劳动人口,现在中国怎么发展?经济实力还能排世界第七?总理怎么当?老年人怎么活?中国今后怎么持续发展?现在45岁以下的人在唠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时,可曾想到要是当年没批马寅初的话,你们中的一大半都不可能出生的。想到这里,背后冷嗦嗦的,有遇鬼的感觉!毛骨悚然!我不清楚当年批马寅初的具体动机是什么,但不论如何是歪打正着。不批马寅初,天理不容!
减少那三亿人口真的能让中国富强吗?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历史趋势,现在中国的主要财富是由城市人口创造的。减少那三亿人口后,中国人口总数仍然不少(到现在还会有8亿),还是不能象中东那样靠出卖原始资源致富,还得靠廉价劳动力起家进行原始积累。国际劳动力市场并不太受影响,但没有那三亿壮年劳动人口,中国就没有劳动力优势,外国企业也不会象现在这样涌向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会滞后,就业率不一定比现在高,经济就无法起飞,整体国力肯定是下降的。就算人均劳动力收入会有所增加,但与现在一样多的老年人需要赡养,人均养老比增加近三倍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现在高。人均养老比增加,意味着有相当部分劳动力时间需要花费在侍候老人,创造财富的时间是减少的。
另外,就算计划生育从1979年就停止,由于经过20年的计划生育,生育观念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很多,生育愿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扶养比又显著增加,生育愿望就更加下降,1979年就难以达到2.1的更替水平了,现在就已经进入人口萎缩阶段了,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人口就会从8亿的高峰持续下滑,人口结构一步步老化,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在全球的份额也一步步下降。
就是说没有那3亿“误增”出来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国现在确实达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8亿,但这8亿却是老年化的8亿,是不可持续发展的8亿(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了,并且生育愿望已经很低了)。
任何一个命题都是靠历史鉴定的。打个比喻,一个工厂要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就必须老中青三结合。师傅教徒弟时,要费心费时,甚至影响师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虑当年的生产的话,就根本没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必须不断吸收新的力量。否则人才结构会断代,那时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经验的师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真正成材)。
计划生育一方面省一笔费用(养育小孩的费用),另一方面母亲减少养育小孩的误工时间,用这个时间工作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暂时肯定是有利于经济的,但却是透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现在计生委就是用这几年的“实践”来“检验”计划生育政策,说计划生育是何等的“正确”。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人口问题本身是慢性问题,等真正的检验官“时间”来到的时候,计划生育的决策者和计生委官员已经享受完荣誉和利益后在另外一个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文革后,“造反派”作为替罪羊长期难以翻身;今后谁来当计划生育政策的替罪羊?
北宋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在写给他儿子司马康的一封家书《训俭示康》中,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著名论断。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下降的,总抚养比是不断降低的,生育愿望是不断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不要小孩、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暂时地使中国由俭入奢,人为地增加社会培养成本。经济越发达,养育小孩的相对成本越高,计划生育使中国在低成本时候限制对未来劳动力的培养,等今后高成本时候中国又无力鼓励生育小孩。
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龄结构,生育率在2.1才能保证下一代相对这一代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1971年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8个孩子),国家计生委多次调查的结果显示九十年代末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左右,2000年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金指标)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着我们这一代是上一代的2.76倍;以计生委的1.3的生育率计算,我们下一代只是我们这一代的62%;以国家统计局的1.22的生育率计算,我们下一代只是我们的58%。可以看出现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们的晚年又多么凄惨。
政府的职责是引导民众发展经济,尽量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要是通过编造人口过多的谎言,降低人口的增长,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当政府领导,明朝末年的张献忠在四川就当过一次,他就是通过杀人来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财富。计划生育是作为基本国策出现的。客观上中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不可能象切蛋糕一样把现有的13亿在保持年龄结构不变的情况降下来,只有白痴才把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基本国策的。不论对个人的养老,还是民族得繁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千真万确的。
虽然作为一个近八旬的老人(没有自然科学背景,对人口学也是半路出家的)当时提出那个可以导致亡国的“新人口论” 从学术上并不为过,但马寅初在接受了计划生育先驱者的名誉的时候,就注定了要为这个事情承担历史的责任。历史表明,马寅初的所谓的人口理论是错误的,以马寅初理论为依据的80年代以后的严厉/极端计划生育政策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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