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驻汉城记者/王缅
2004年11月29日和30日，日本高等法院驳回韩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就战争伤害做出赔偿的两起诉讼。韩国人十几年的努力就这样被日本司法机构以种种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和推卸责任的态度画上残破的句号。
法律依据缺失
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了35年的殖民统治。总共有30万朝鲜半岛居民被强征入伍或去日本做劳工，20万朝鲜妇女被“动员”加入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的“挺身队”，其中5万～7万人成为慰安妇。
在殖民统治期间，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进行了令人发指的破坏。当饱受迫害的韩国人民想运用法律武器，使日本政府对其历史罪行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发现身后并没有法律依据支持。
1965年2月，朴正熙领导的韩国政府与日本草签了《韩日基本条约》。同年4月，韩日又签署了《对日财产请求权协定》等3项相关协定。《韩日基本条约》和这3个相关协定的签署终于使韩日关系正常化成为可能。也恰恰是这一系列文件断送了韩国民间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后路。
40年前，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同为美国盟友的韩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可说是大势所趋。然而，韩日用了14年时间才达成的这一系列奠定两国关系的文件仍然为韩国人民所唾骂。
这是因为在日本政府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和战争赔偿的问题上，这些文件并没有满足韩国民众要求日本就殖民统治进行道歉和赔偿的愿望。当时韩国全国的高等学府卷入了持续数月的游行示威，强烈反对政府与日本缔结不平等条约。而朴正熙政府采取了强硬措施应对示威，逮捕了上万民众。
根据《对日财产请求权协定》，日本政府答应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的政府援助，其中3亿美元是以现金赠与的方式给予，2亿美元为可延期偿还的20年期贷款，通过新设立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提供。此外，日本政府还同意向韩国提供3亿美元的私人贷款。
所有这些援助，日本政府强调只是双方的经济合作而非赔偿。同时，协定否认了殖民和战争受害人以个人名义要求赔偿的权利。一道大门就这样堵在那些想以法律手段向日本政府“讨个说法”的韩国人面前。这条规定，反复被日本司法机关利用，成为为日本政府开脱的“法宝”。
8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对于当时满目疮痍、急需资金恢复经济的韩国来说确实是一根救命稻草，但对于成千上万饱受迫害的韩国民众来说，这根稻草的代价确实太高了。
朝鲜一直对《韩日基本条约》及其相关协定持反对态度，因为日本对朝鲜半岛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能单单只以这项条约为准。现在，对战争赔偿的问题也是朝日邦交正常化的一大问题。
民间组织动作积极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韩国一直由军人高压政权统治。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民主才在韩国的政治生活中慢慢发育。韩国的民间组织也是从80年代后期才逐渐成长起来的。如今，数量众多的民间组织已经成为韩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重要参与者。
韩国民间组织通过组织示威、开研讨会、对媒体施加影响等形式参与解决社会事务。在推动日本进行战争赔偿上，这些组织发挥了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0年11月，37个妇女组织共同发起成立“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旨在为慰安妇讨回公道。“对策协议会”组织严密，设有大会、秘书处、战争和妇女人权中心、律师专家小组、政策制定委员会、幸存者福利委员会、国际委员会等机构，还有出版部门和纪念馆等。
从1992年1月开始，“对策协议会”定期组织幸存的慰安妇及其家属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进行示威，抗议日本政府在慰安妇赔偿问题上的暧昧立场，至今已经举行了600多次，在韩国乃至亚洲有一定的影响力。
“对策协议会”不仅已经成为亚洲慰安妇问题中心，还与北美洲和欧洲的妇女组织联合起来将慰安妇问题列为“2005：日本投降60周年”的工作重心。它们计划在全世界筹集百万人签名，迫使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和赔偿。
“对策协议会”的产生对于政府重视慰安妇问题起到了推动作用。1993年5月，韩国政府通过了旨在帮助慰安妇的法律。同年8月，政府开始接受慰安妇的登记，一次性给予500万韩元的补偿并提供终身免费住房。
由于种种原因，只有212名慰安妇到政府进行了登记，随着时间流逝，其中已有80人故去。“对策协议会”对于目前健在的132名慰安妇提供医疗和其他方面的服务，并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培训志愿者，到慰安妇家中提供帮助。
而对于那些没有地方居住的慰安妇，“对策协议会”将她们集中在“分享之家”里一起生活，使这些古稀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能过得更快乐些。
正是因为像“对策协议会”这样的民间组织积极争取，日本政府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承认了日本政府曾在组织慰安妇问题上“发挥过作用”。
2004年12月1日，日本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史无前例地会见了由李英珠（音译）为首的9人慰安妇代表团。细田博之对李英珠说：“日本政府对于过去发生的事表示深深歉意”，并承认“在二战期间，一些妇女的尊严和贞操被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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