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明星”的升起
对于公众而言，对王毅的熟识源于自去年至今年在北京举行的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但对于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来说，王毅在外交部早就十分闻名。
王毅出身与外交并无渊源，自1982年从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进外交部亚洲司任科员开始，王毅成了外交部里升得最快的干部。19年的时间，他超越了许多先于他进外交部的65、66届毕业生，成为外交部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副部长。
外界一度有传说王毅是某位高层领导的女婿。事实上，他的岳父钱嘉东曾是前总理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后来担任过中国驻日内瓦大使，最多只是副部级干部。王毅被重用，显然还是靠他的勤奋和智慧。
朝核问题由来已久。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根据卫星照片怀疑朝鲜有研制核武器的设施，扬言要对其进行检查，朝鲜则反称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朝鲜安全。朝鲜半岛的核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东亚政治形势和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
2003年8月，在中国的努力斡旋下，中、朝、美、日、韩、俄六方会谈终于在北京举行，有着一张“英俊面孔”，看起来不太像正统政府官员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
在三轮六方会谈中，王毅作为东道国的代表团团长，其长期积累下来的对亚洲问题的掌控能力，在这个时候得以充分体现，尤其是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三度导演了六方代表集体握手的历史性画面，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前台风光的背后，是许多事无巨细、反反复复的工作，王毅以他的机敏和韧性，多次在关键时刻挽救危局。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第三轮会谈开始不久就遇到几乎“崩盘”的难题，美方几乎买好了机票要退出，以王毅为代表的中方，通过艰难的协商和说服，终于使美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会谈中，王毅一直显得精神，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以带病之躯出席会议。5月份，王毅还躺在医院里，接受了一次摘除良性肿瘤的手术，随后还住院休养了约一个月。
朝核六方会谈下来，王毅已经拥有明星般的知名度。日本《新华侨报》发表评论说，王毅作为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领军人物，是中国外交战线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新派”外交家
在外交部不少年轻人眼中，王毅和其他领导一样，有些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让人难以琢磨他的内心——这符合一般人对中国官员的认知。但是了解王毅的人，都说他“非常聪明，头脑清醒，条理分明”。
这样的性格也许不全缘自官场习气浸润，而与王毅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是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首批大学生，入学时年龄已经有25岁，在同学中算是年龄较大的，因而一进校就担任班长。王毅的同学王小平回忆，当时王毅已经“非常成熟”，相貌端正，举止稳重，考虑问题深思熟虑，风格自是与众不同。
事实上，王毅更多的个性隐藏在随和但谨慎的外表下，其显露需要环境和时机。
当有关王毅的消息从东京传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具亲和力、更愿意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性格和情感的人，与此前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风格似有不同。
9月28日是中秋佳节，他选择与留日学子一起度过。晚会其乐融融的气氛中，他针对学生们的希望拍胸脯表示：“大使馆今后的工作方针就是多办实事、大办好事、快办急事、妥办难事。”
就工作来说，与老派外交人士相比，王毅被称作“新派外交官”。即使是在主持六方会谈前，外交部老干部们对他就已经有这样的印象：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善于吸收借鉴学界的新理论、新观点，勇于承担责任并善于与媒体沟通。
这次出使日本前，王毅在外交部召集了许多研究不同领域的日本问题专家，诚恳地请他们介绍他们对日本内政、中日关系等问题的具体意见。他发言表示，要在临走前“带上满满的智慧”，去突破横亘在中日之间的种种困难。
“新派外交官”王毅出使，彰显中央的深厚期望——在历史和现实的泥沼里原地踏步甚至步步倒退的中日关系，的确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梳理的时候。作为国际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主动出击，寻求中日邦交危局的解困之道，自是大国外交中的应有之义。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缓和相互对立的民族情绪，驾驭和改善持续倒退的中日关系，要的不是一般的经验和能力，是新思路、新策略，是纵横捭阖的大智慧、大谋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毅描述自己的心境：“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
(宋伟对此文亦有贡献，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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