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之哭”体现人本精神 以悲鸣求共鸣(图)

1月2日，温家宝在遇难的陈家山矿副总工程师牛铁奇家慰问时，和牛铁奇的儿子在一起。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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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长河中，充耳难溢的是若干声悲鸣。大到“国破山河在”，小到“亲戚或余悲”，悲鸣的传递间，透着的是一种精神气质的连接，我把这视为共鸣的局部放大，这种放大挣脱了历史和民族间的束缚。比之单纯的快乐，悲哀有时更容易凝聚人心、沟通异见。真正的悲哀是澄澈的人性，它在对社会良知的关切上当仁不让。

　　去年5月，笔者曾在本报和《中国经济时报》等媒体发表《我们到底有没有最悲哀的日子》一文，认为我们应该有最悲哀的日子。在笔者看来，我们没有正视过“最悲哀”的创造力和张力，所以我们不会说“化力量为悲痛”，问题是，这才是“化悲痛为力量”的真正前提。

　　在昨天各大传媒上，“总理之哭”鞭挞着所有坚硬的心肠。“要对矿工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温家宝总理在陈家山煤矿矿难职工灵堂的悲情一泣，是为了替全天下人发出“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的心声。总理以政治家的胸怀连接了一颗颗心，这一颗颗心有着同样的共鸣，由此，矿难之悲已上升为凛然不屈的“最悲壮”，彰显出中华民族从未泯灭的铿锵气节。

　　“总理之哭”体现的是一种人本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创造和谐社会的主导力量。只有以人为本，把人的生命置于应有的高度，消除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的种种不谐之音，才能赢得和谐社会的每一步进展。以人为本，不仅在国内实现了最大共鸣，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以“海啸事件”为例，海啸制造的惊天灾难让全世界的人民陷入悲痛，也让人们表现出非凡的张力，可以说，“海啸之悲”已由最初的灾难事件衍变出以“共同承担”为主题的一幕幕人间“共性”，这种“共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间真情，并因国家、民族和人类的感官共振，而出现了国际事务中一段最和谐的时期，创造的可谓是“冬天里的春天”。无论是国家间的援助行动，公众间的“去伪”表达，还是那些在废墟上不弃不离的骨气和正气，都一再证明，最悲哀的时刻，通过理性和感性的连接，可以创造最大的共鸣，这样的共鸣对于实现人类永恒的和平主题，包括和谐社会的理想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还能举出很多例子。我们不该忘记，在悲鸣让人消极的背后，充满着积极的信号。悲鸣，绝不该仅仅是鼻翼的生理性耸动，而是力量的流淌，我们不能不去感受这种可贵的力量，并借以创造更大的力量。

    评论员 伍里川　作者为本报首席编辑

　　新京报：总理流泪后，期待政府大作为

　　今年的新年，因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10岁男孩牛津同悲共泣的场景而令人思绪难平。镜头定格泪花湿润这两名中国人的一瞬，而相信在镜头之外，有更多的国人，会有鼻头一酸、心头一沉的触动。

　　男孩牛津的父亲，是在2004年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11·28”特大矿难中遇难的副总工程师牛铁奇。在那场中国煤炭行业44年来的最大安全事故中，有166人罹难。温家宝总理选择新年元旦前往铜川，召开加强煤矿安全工作问题的座谈会；翌日则前往遇难职工灵堂敬献花圈、看望罹难者家属，并下井祝福一线矿工；面对落泪忆亲人的家属，温总理难掩悲伤神情，直言在血的教训面前，“我们一定要重视抓好安全生产，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要对矿工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这一切，显示了政府治理的决心。

　　一位政府领导人用真情与眼泪，希望为受到苦难的民众疗伤，这令中国人感到亲切。在国人遭遇的天灾人祸当中，矿难已然是事发最频、死难最众、人祸最烈的顽疾。总理的眼泪，自然是为小牛津的丧父之痛而流，也是为“11·28”特大矿难的全体遇难者而流，更是为许多因为低级疏忽和错误而导致的矿难之灾绵绵不绝而流。而这流泪的悲情，露于总理的面容之上，给人亲民的深刻印象，更要给人不停留于亲民之处的更多期盼。

　　温家宝亲民的个人风格，代表着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执政气质与思路。不少的社会难题破局，都是以本届政府官员身体力行的亲民举动为号召和契机———在帮助农妇熊德明讨薪之后，全国规模的讨薪便风起云涌，关于勒令清理欠薪的法令与政策也次第出台，一度成为社会肌瘤的农民工欠薪问题，破题开解；在主动同艾滋病患者握手之后，全国范围直面艾滋病问题的调研、宣传与援助便形成态势；而被称为“本届政府工作重中之重”的减免农业税政策，更在以温家宝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前往农村四处探访的行程中逐步兑现，关注农民的学者称中国农民在2004年过了最舒心的一年，而一再被有识之士警告可能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也开始步上了系统解决之道……

　　一个个社会难题，以这样的独特方式，步上诉解之道，是中国的政治特点；在这样的具体时期，被上下集中关注，有固有的发展逻辑；而只要执政者心存社会公正之念，走加强法治之途，既有自己的切身之感，又有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便没有什么不可开解的死结。温家宝个人亲民举动所代表的，是整个政府消除积弊、促进民生的持续发力与政策法治经营。

　　但如若没有人直言———近如熊德明不顾“不要乱讲话”的交代而实话实说，远如李昌平上书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又或者高耀洁、桂希恩等人发出盛世危言：如不亡羊补牢，艾滋病问题将毁灭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成果……这个国家的许多亲民举动，便很可能“被迫走了形式”。中国的渐进改良与持续进步，需要执政者的决心与智慧，也更需要民间的勇敢努力。

　　这以最黑暗的方式大肆吞噬生命的矿难，其祸乱已足为举国上下惊悚，其人祸因素也多被公共舆论猛烈抨击，其症结则屡被有识之士指出应对关键。我们相信这是政府意图着力征服的又一个社会顽疾———在温家宝流泪之后，我们期待政府的大作为。(来源：新京报)

　　本文系与南方都市报同发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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