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往往会出奇的巧合。1995年，也是在新加坡，巴林银行驻新加坡交易员尼克·利森(Nick Leeson)在投机性外汇交易中损失12亿美元，导致这家老牌英国银行倒闭。
差不多10年后，历史重演。2004年年底，新加坡爆出巨大新闻，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China Aviation Oil)在石油衍生品交易中亏损5.5亿美元，公司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顷刻间灰飞烟灭。中航油(新加坡)的掌门人陈久霖也成为了新加坡金融市场上的“第二个利森”。
《商务周刊》记者通过多方采访，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陈久霖。作为事件的“导演”，他的生活经历、成功道路、个性以及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直接影响了他的思维和决策，并最终滑向“深渊”。
值得指出的是，中航油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但不应该仅仅归结为陈久霖的个人悲剧，它留下的一个更大的现实意义是：中国的境外资产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搏击风浪的使命，不仅仅是个人的使命，而应该是一个融合企业家精神、公司完善治理结构、有效的外部监管的系统的使命
□记者 钟加勇 王强
004年10月29日，夜已深。陈久霖却给中航油的同僚们发出了这样一则短信：“蚕蛹破茧成蝶，凤凰涅重生。”
此刻的陈久霖，究竟是已经意识到自己多年来打拼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而黯然神伤，还是未雨绸缪地表露自己百折不挠、决意起死回生的心迹？
可惜收到这则短信的同僚们，谁也不会去细细揣测陈久霖此时内心的煎熬与翻滚。跟随陈久霖的时间长了，他们早已习惯这位北大才子即兴咏来的几行诗句。
一个月之后，新加坡上市公司中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China Aviation Oil）突然向新加坡交易所申请停牌，并于12月1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在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中，遭受重创，合计损失5.5亿美元。
消息甫一公布，全球轰动。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一桩自巴林银行倒闭以来新加坡最大的金融丑闻；美国《华尔街日报》则质问道，为什么投资者对巨额损失毫不知情？国内的媒体更是对中国企业境外资产的安全进行了种种反思。
12月8日，陈久霖在回京复命之后重返新加坡，飞机刚刚停落樟宜机场便被当地警方拘捕并接受了调查，目前保释在外。
从社会的最底层出发，依靠自我奋斗的精神，成就“打工皇帝”神话，陈久霖却在43岁这个不惑之年，犯下了一个让人至今疑惑重重的错误——在新加坡投机石油期权亏空了5.5亿美元。他也一下子由头戴桂冠的事业顶峰，跌落深不可测的谷底。
陈久霖事出之后，外界把原因之一归结为“他之前太顺利了，导致有时候忘乎所以”。但记者的采访却发现：陈久霖并非外界想像的那么一帆风顺，在他43年历程中，飞黄腾达只是最近两三年的事，大部分的时间里，他在苦苦地奋斗。
插班黄州中学
1961年10月20日，陈久霖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竹瓦镇宝龙村。父亲曾是公社书记，由于兄弟姐妹多，家境困难，陈久霖初中毕业就到一所小学担任代课老师，此后还做过农村干部。
这显然不是陈久霖想过的生活，他要改变这样的处境。于是在熟人的指点下，他打点行囊前往黄州中学，该中学是黄冈市的重点中学，其前身是1921年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创立的黄冈县立初级中学，1963年秋正式定名为湖北省黄州中学。
作为湖北省黄州中学的毕业生，陈久霖一直是母校的骄傲。不管是校领导的讲话，还是学校的对外宣传材料，都会提到陈久霖。
“他当时是插班过来的。”和陈久霖同为黄州中学82届高三文科一班、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刘思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回忆到，陈久霖当时并没有跟其他同学一样就读过高一高二的课程，而是直接进入了高三的“英语加强班”。“因为只有初中的底子，陈久霖学外语好像就没有放下的时候，而且很好问，英语老师来了他不问几个问题决不罢休。”
卢祥福，就是带领当时陈久霖所在“英语加强班”的老师，这位原湖北黄州中学的副校长对记者说：“陈久霖是我手把手培养起来的，他高考时英语得了88分。”
陈久霖的父亲也提到了这位恩师，正是因为卢祥福当年破例让陈久霖到其带领的“英语加强班”插班，陈久霖的命运才得以改变。而陈久霖在填报院校时，曾征求卢祥福的意见，他当时给陈久霖的建议是：“报考北京大学越南语专业，这样录取的把握会大一些，但入校后英语要作为主业，毕竟越南语用的机会不多。”
也许这种“曲线救国”的建议深深暗合陈久霖内心的想法，陈久霖后来一直坚持这么去做。也正因为如此，陈久霖20多年来一直和卢祥福保持密切联系。
卢祥福告诉记者，陈久霖通常都会委托秘书将有关中航油(新加坡)和他的报道寄给他，最近寄来的一份报纸是2004年8月19日的《联合早报》，第32版刊登了两条有关陈久霖的消息：头条是“中航油已经3亿元收购新加坡石油股权”，另一条是陈久霖当选为第四届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会长时所作的讲话。
借道北大越南语专业
1982年，陈久霖实现了自己的设想，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专业是越南语。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21岁的陈久霖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
记者通过北京大学档案馆和其他途径了解到，陈久霖所在的那个班一共是26人，目前大部分都在海外工作。当时读完这个专业需要5年，其中3年学习越南文，而5年都要学习英文。
陈久霖的北大同班同学、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外交官胡锁锦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回忆说：“陈久霖英文不错，但是始终对越南语这个语言兴趣不大。”
与陈久霖高三同学一年的刘思源，毕业之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与就读北大的陈久霖在北京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大学期间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见面。他也向记者证实：“从事越南语工作并不是陈久霖的追求，陈久霖只是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北大，他最想做的一直是改变他的处境。”
两位同学印象中的陈久霖是：头发稀，话挺多，喜欢找人聊天，勤于联络老乡，但对政治缺乏兴趣。1980年代同学们的话题都离不开政治，他却显得很理性，也不怎么参加学生会这样的社团组织。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一位叫程抱全的人对陈久霖影响很大——当时陈喜欢交际，经常找一些年轻有为的人聊天。程抱全当时也只是一个年仅25岁的青年，原来只是黄冈地区财校的中专生，但通过自学经济理论并结合社会调查，终于在“质量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出显著贡献，1984年6月在英国布赖顿市召开的世界质量大会上，程抱全的《论关于用十种简易数学计算法考核企业质量的经济性》论文获得了大会普遍好评，1986年他被国家科委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也因此成为一名经济师，担任了湖北黄冈地区经委副主任。
记者致电黄冈地区经委，对方告知程抱全离开已有十多年，目前在北京工作，但记者多方打听，其人在学界的音讯早已不被人所知。
1987年，陈久霖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并不如意。“先是分到部队（总参），他没去，后来到了民航也换了几个单位。”刘思源说，那个时候，陈久霖的处境无论与黄州中学其他考上大学的同学相比，还是与北大的同学相比，都是最差的。
“我们的同学那时都很困难，当时连棉袄都没得穿。”胡锁锦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小故事，1987年陈久霖返校重新分配的时候，胡锁锦还在北大研究生一年级，“天很冷，他跟我说能不能借件棉袄穿，我说我这棉袄还是政府援助的，最后很遗憾我没能借给他。再后来他就到民航去了。”
据了解，陈久霖先是进入国航做了一名翻译，还曾在《中国民航报》做过短暂的文字工作，后来辗转到一家中德合资企业——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最后才去了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其间，陈久霖还取得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私法专业研究生学历。
据上述那家中德合资企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员介绍，陈久霖做翻译期间，深得德方的好感，德方有意将陈久霖提升为科长，但中方坚持反对。这位职员透露，原因是中方领导“老是觉得陈久霖向着德方说话，有些事，德方还没反对，他先站出来反对了”。结果陈久霖升科长的事最终没有获得中方党委会的通过。
刘思源对此并不知情，但他说：“陈久霖到哪个地方肯定都不是混日子，他一直在等待机会改变自己的处境。”
新加坡分水岭
1997年是陈久霖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已经36岁的陈久霖的生活可以用“寒酸”来形容：老婆是幼儿园老师，儿子刚上幼儿园，家住远离城外的首都机场附近。
据刘思源回忆，那一年，恩师卢祥福到北京住院，陈久霖和他一块去看老师，当时陈囊中羞涩，为此他还主动替陈买了送老师的礼物。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中，陈透露自己将要“进行一次冒险”，就是要去新加坡接手经营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航空油料运输（新加坡）有限公司。这家1993年5月就在新加坡创办的公司已经处于长期亏损和“休眠”的状态。
就是这个走的时候还穷得连给老师的礼物都是同学帮买的人，此后在短短的几年内却创造了一个神话。
至于当时为什么派陈久霖去收拾烂摊子，据《求是》杂志的报道，陈久霖因为“素质全面”、“具有特长”，而从多名人选中脱颖而出。2003年8月，《求是》原总编辑王天玺曾带领一个特别调研小组前往新加坡，对中航油(新加坡)及其他中资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后，以《“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为题，发表一篇长达6000字的长篇调查报告，对中航油(新加坡)大加赞扬。
但据知情人透露，当时申请去新加坡不只陈久霖一人，陈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公司高层“看中了他有股执著的闯劲”。
1997年7月，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派陈久霖赴新加坡接管这个负债累累、奄奄一息的烂摊子。当时全公司包括总经理在内只有两个人，处于无办公室、无资金、无专业贸易人员、无市场经验的“四无”状态。
陈后来回忆，中航油（新加坡）1997年恢复营业时，母公司汇给他的启动资金为49.2万新元(1美元等于1.76新元)，欠债10万新元。还债后，启动资金只有38.4万新元。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企业起步时45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企业开业时平均150万美元的水准。
除了资金压力外，另一个大困难是总部没有授予新加坡公司在国际市场的航油采购权。当时中国航空油料的进口主要依赖国内石油企业在海外的代理机构，而没有海外采购经验的新加坡公司只能做航油运输。
为了使公司能获得集团进口航油的采购权，实现业务转型，那一年的冬天，陈拿着公司转型方案回到北京，逐一拜会各位总公司领导。没有人相信他会成功，总公司强势的采购部门坚决不愿意放弃这一权力，但陈久霖就是一遍遍地找领导，一遍遍地说——据知情者介绍，为了说服其中一位领导，他曾冒着风雪一直在人家门口等到晚上11点。就这样，集团终于拗不过陈久霖的坚韧，答应给予新加坡公司几万吨进口航油额度试试。
但陈久霖仍然面临资金紧张的困难。当时采购一船航油需要600万-1000万美元，没有一家国际石油供应商愿意给这家还清债务后只剩38.4万新元的小公司“放账”，即使它有中国国资背景——在国际贸易领域，如果企业资信好，航油供应商通常给30天的放账，即买方可以先提走航油，30天内结清应付款。
陈久霖开始在银行融资上想办法。1998年，法国BNP银行(巴黎国民银行)试探性地给予他1000万美元的融资额度。法国BNP银行驻新加坡办事处的一位了解当时情况的内部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当时给尚没有资信的中航油（新加坡）放贷的希望其实很小，但陈这个人太执著了，他还是那一招，多次到BNP游说、谈判，面对闭门羹始终没有放弃努力，BNP最终被他的执著打动。
借此，陈久霖做成了第一笔生意，并盈利30万美元。他对这笔生意进行广泛宣传，争取到更多客户的放账，再利用放账去银行融资。如是，他接连赢得了多家客户的放账和银行的融资，为中航油闯开了一条生路。
为了从总公司拿到更多的订单，陈久霖通过批量运输、比较采购等手段成功地压低了油品的价格。陈久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搭建起了航油采购的网络，由于中航油（新加坡）的贡献，中航油集团进口油的成本得以不断降低，由此获得的利润也相应大幅增加，新加坡公司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来多的采购权，并肩负为集团公司平抑油价、降低采购成本的重任。1998年，中航油（新加坡）就从总公司的26船货中拿到了21船的订单，通过它采购的油品，在中航油全部进口航油中所占比例一下子攀升到92％，1999年达到98％。2000年3月，中航油总公司正式下文，要求包括参股公司在内的所有下属公司在今后几年必须通过中航油（新加坡）在海外采购航油。中航油（新加坡）也从一个账面资金不过十几万元的空壳公司，变成了注册资金6000万新元、年营业额15.5亿新元(约9.15亿美元)的贸易枢纽，变成了中航油的一杆旗帜。
对于陈久霖这段令人吃惊的创业史，刘思源虽然也只是从媒体获悉，但他丝毫不觉得奇怪，他眼中的陈久霖就是这样一个“相信没有做不成的事”的人。“在一般人看来办不成的事，陈久霖却办成了，这正是陈为人的特别之处。”刘思源说，“陈是一个不断苦斗，并善于抓住机会的典型。”
刘思源为此还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陈久霖去新加坡前的例子：当时陈的弟弟刚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希望从党史专业转到法律专业，刚刚留校的刘思源还帮不上什么忙，于是陈久霖从他那里找到相关领导的住址后就一个人去办了。这件在刘思源看来根本办不成的事,陈久霖就办成了。后来，陈久霖告诉刘思源，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断地去，直到打动对方为止——当然也可能让对方不厌其烦，但反正是办成了。
在刘思源看来，陈久霖的想法总是出人意料，但他总能善于利用周围的环境发挥到极致。当初插班黄州中学、借道北大越南语专业，后来在新加坡闯荡，都无不体现他身上那种“自食其力、自我管理和自我奋斗的能力”。
后面的事情也证明了他这种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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