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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家都是好人啊”
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
许国亮生活的这个温江村普遍贫困，实际人均年收入才四百元左右。地理位置也“很山”，从县城到村里虽然只有40公里路，却要花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因为到温江村需经过几段当地人所谓的“三跳路”，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胸里跳”。
整个温江村坐落在狭长的山谷中，有十个屯，共600余户人家，3000多人。村中心的前面叫前山，后面叫后山，这些山都是广西特有的石灰岩质的石山，树木稀少而矮小，但拔地而起的石山形态雄奇险峻。从山上流下来经过村前田地的一条小溪叫“温江”，这也是温江村名字的由来。
这条小溪流到村中心的地方积成了一口小池。这口小池是温江村砖厂挖砖泥挖出来的。这个砖厂是远近村庄唯一的“工业”。
砖厂旁边，是温江村小学，这些后来被称为“悍匪”的人都曾在这个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的两层教学楼是依赖1997年世行的扶贫基金建起来的。此前包括许国亮在读时，教室都设在快要坍塌的土垒危房中。但旁边的八个教师宿舍至今破旧。张有勋校长介绍这是十年前老师们自已做水泥砖建起来的。门破旧不堪，屋内阴暗潮湿，每间宿舍才十余平方米，同时兼做办公室和食堂。十余名小学老师中，几名代课老师每月工资223元，一般有事业编制的老师工资在500元左右。只有张校长的工资最高，因为他已经是有数十年教龄的高级教师，所以有约900元左右的工资。
回忆起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在深圳或被击毙，或被判刑，或被抓捕的温江年轻人，张有勋校长很沉重：“他们读书时和其他小孩没什么区别，长大了后在家里也都是很老实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那里(指广东)就变坏了。”张有勋认为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家里穷，上不起学，很多人小学都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学历低，找不到好工作，又要吃饭，这可能成为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事实上，上映乡派出所提供的2004年“犯事”的20名温江村年轻人的学历显示，几乎没有人上过初中，大多数人只读到小学三四年级，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的学历都在小学四年级以下。
在2000年春节时，这所小学的老师们为外出广东的温江青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应这些打工青年的主动要求，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和“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个地名。老师们回忆，这些年轻人到了广东后因为连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址都不会写，被不少工厂拒收。2004年底的时候，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年轻人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已经辍学的弟弟重新回温江小学读书。“因为他自己尝够了不会写名字找不到好工作的苦，知道应该让弟弟多读几年书才能在广东找到好点的工作。”张有勋校长分析。由于近年广东对打工者的学历要求略有提高，所以温江村小学的老师们发现，这个小学的辍学率已基本缩小到零。但据了解，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在温江村仍然不到40％。而升初中后辍学去找工的学生在整个上映乡也很多。据上映乡中学反映，初二年级每年春节后都会有四五十人辍学打工。
村支书冯成金和村校长张有勋共同担心的另一个教育问题是，家里空巢了，孩子们在家里缺乏管教。冯成金认为，不少“犯事”的温江村年轻人，当年他们读小学时基本都是这样，所以出现了“从小家教不好”的情况。这种现象至今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呈愈演愈烈，因为“现在呆在家里就一分钱也赚不到”。在记者抽样调查的温江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共70多名学生家庭中，父母都留在村里的只有两户人家，另外32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广东打工去了，43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温江村旁边的大新乡挖锰矿去了，还有7名学生的父亲去挖矿母亲去广东打工。
在小学旁边就是村委办公室，这是一间低矮的平房。“我们这里太穷，两个村委委员不干了，都打矿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头子了。”50多岁的村支书冯成金叹息。他形容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现在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打工和打矿。
冯成金介绍，十多年前，温江村有力气的人基本都去广东打工，所以村里最漂亮的两座房子都是早年打工的人赚来的。但现在温江村人感到，在广东打工已经越来越赚不到钱。十年间物价涨了不少，但广东的工资和十年前一样，甚至还没有十年前高。所以，全村大约70％的青壮劳力都打矿去了。因为挖矿每个月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能赚一两千元。温江村232座砖瓦新楼房中，冯成金介绍，90％以上都是打矿赚来的。
但这种赚钱的活并不是像许国亮这样的年轻人们愿意干的，因为打矿给他们留下恐怖的记忆。
黄尚林20多岁的儿子黄海亮就在打矿中被压死。2002年将近年关时，新婚不久的黄海亮为了还结婚所欠的几千元钱，决定受雇于大新县土湖乡的私矿老板，但几天后他就殒命于塌方的矿洞中。“命不值钱啊，老板只给了八百元安葬费。”五十多岁的黄尚林坐在到处是裂缝的黄泥土房里一边回忆一边叹气。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决不让第二个儿子再去打矿。所以他的二儿子现在到广东打工去了。
几年下来，全村打矿被压死的人已经上升到16人。村里在打工与打矿方面也出现了分野，有了家室或者马上想成家的青壮年男子为了养家糊口，更愿意去冒死打矿。而像许国亮这样20岁左右的年轻人，害怕打矿的风险，向往城市的生活，所以喜欢到广东的大城市里去搏一把。至于他们是如何在广东“搏”的，多数父母就不得而知了。
对“温江村现象”，上映乡政府的一位主要负责人认为，这可能和上映乡，尤其是和温江村人强悍的山民性格有关。据他介绍，前几年，上映乡的一些村与村之间，村内的屯与屯之间，都有打架的传统。一言不合，就全村出动，青壮年冲在前面，老少们在旁边助威。许多村民也习惯于带着砍刀去赶集。直到后来乡里开始对这些乱象全面整顿，才基本做到了村与村之间不打架，管制刀具不现身。“但这种戾气是需要通过教育慢慢来化解的，整顿只是治标。所以这种戾气可能也一部分地被这些小年轻们带到了广东。”这位负责人认为。
但事实上，走在温江村，除了能感受到这里的贫困与淳朴外，并没法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戾气”。这里的村民最常用的问候语是“吃了没有”，如果说“还没吃”，那么他家里不管多贫困，也一定会被请吃一顿。村中至今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村民家的房门基本上都是随意开着的。一个叫黄彩妹的12岁小女孩因为家中很穷出不起路费，所以从没去过县城，记者知道后给了她几元钱路费。结果她60多岁的奶奶知道后，马上从所住的屯里走了半个小时的路把钱送到村支书冯成金手上，说“咱穷人也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后来冯成金反复解释，她才含着泪收下。
与此相关联的是，这个村2004年在广东“犯事”的四十余年轻人中，只有一名叫黄海清的25岁年轻人曾在上映乡派出所有过案底——盗窃摩托车。而其他人，不管在他们的村人眼中，还是当地政府眼中，都曾经是“老实人，良民”。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整个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2004年全年才299宗刑事案子。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
“他们在家时都是好人啊，为什么到了广东几年就变坏了呢？”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冯成金到乡里、县里政法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一个令他们困惑不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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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
进城后，与自己这帮从小玩大的朋友们不同，阿星没有混黑社会，而是选择辛苦打工。他很珍惜手上这份每天干12小时每月300块钱的活，很怕自己如果失去工作，走投无路，也会跟着老乡们一起去抢
从广东东莞打工回村休息的阿星，给记者念了一句在外出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中流传的顺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抱着美女睡。”
阿星面相棱角分明，但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犯事”的同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混黑社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百多元。”对此，他有点难为情：“每年过春节，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送礼物，觉得很没面子，活得很窝囊。”
每说一句话，阿星几乎都要咳嗽一次。“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他解释。“这次能这么早回村，就是因为身体扛不住了才被准假。”和他一同回家的另一名同村人则是因为在打工时吐了血——“他用嘴给机器的油管吸油，结果被机油呛伤了肺，又没钱医，只能先回来休养一下。”阿星介绍。
阿星所在的那个厂，有十五六个温江村人，平时除了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觉，“连打牌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乡在一起吃饭时喝点啤酒”。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只要八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难找了”。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很能理解许国亮为什么从工厂里出来，“因为这(工厂里)有点不像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原来都是好人，走上这条路是不得已。如果他们能找到份稍稍好点的工作，怎么愿意去走这种不归路呢。”
阿星记得，许国亮等一批在“干那种事”的温江村人，去年曾数次来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厂里管得太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帮他们安排住”，但出于老乡义气，阿星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炒米粉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说：“这真是条不归路”。在温江村一百多个抢劫者中，阿星只看到有一个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为那样来钱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干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枪毙为止”。
据阿星了解，“许国亮们”的生活是“饿时饿死，撑时撑死”。“他们一百多个人，一人一天抢七八部手机是家常便饭，常常一天花上一万两万元”，“有了钱也不往家里寄，家里人还以为他们在深圳打工工资太低，很辛苦”。事实上，这批劫匪们却基本把钱用在了花天酒地、上网玩游戏和嫖妓上。“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日子长不了，过得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有钱的时候就特别想玩得疯狂一些。”阿星的这些描述，与许国亮向警方所供述的内容恰好相符。
阿星没法理解的是这些朋友们抢劫时的残忍手段：“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是怎样下手的，我也想不通他们怎么会那么狠。”但谈到对城市的看法时，阿星又想给这种残忍的产生作出一点解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现在，留给“阿星们”的环境愈发困难，这种困境源于温江人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
在深圳和东莞，温江人的名声越来越差了。许多工厂甚至一看男性应聘者是天等县上映乡的，就不敢聘用。像温江村小学校长张有勋的一个儿子就碰到过这种情况，直到他拿出中专学历，那个工厂才接收了他。这种情况使更多新来广东的温江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在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上映帮”的召唤，加入抢劫群体，导致上映人和温江人的名声更加差下去。
目前，据阿星所知，在东莞深圳正经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不保括那些来深打工的中老年者)只有三十多名，而横行在珠三角抢劫的温江村人却有一百多人。这让阿星特别珍惜手上的工作，准备病一好就回厂里做工，“怎么样也比抢劫强啊”。
“但我很怕，很怕最后也会撑不住走上他们的路。所以我想到一个没有老乡的地方工作。”说到此处，阿星突然又来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
记者手记
“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
去年底先后发生在广州与深圳的砍手抢劫事件，令人震惊又发人深思。而当媒体披露深圳的砍手案背后有一个人数很大的“砍手党”，其成员竟然来自同一个贫困的广西村庄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即直达“砍手党”的老家，了解抢劫群体“村庄化”的社会学成因。
下这个决心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据我当时推测，这个村庄可能是一个排外强悍、道德崩溃、不以犯罪为耻的混乱社会，甚至带来人身危险。一直到我抵达这个村庄后，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想错了。
上映乡温江村人，热情好客，不欺生人，从村到全县治安也都不错，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传统乡村社会遗风。甚至，那些在外残忍的人，回到村里后照样孝敬父老、种田挖矿，呈现出明显分裂的行为特征。那么，是什么使这群成长于淳朴之地的年轻人，到了城市后却变得张牙舞爪、肆意妄为？
当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他们的家，当一次又一次地行走在这个村庄，倾听人们诉说悲剧与命运，绝望与希望时，答案也开始显山露水了。
乡村贫困对他们的伤害依然是最根本性的、最直接的莫过于因贫困使他们从小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幼年时期就都外出打工去了。我们手头掌握资料的20名温江村抢劫者中全部是小学学历，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
与生存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逐渐形成的城市化生活观念。打工回来的父母讲述着城市，强大的电视文化更是无处不在。而当乡村少年们怀着生活梦想奔向城市时，却发现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开始溃败，甚至蜕化出一种更加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形同草芥。
对此现象，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有过评论：“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地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
在离开这个小山村前，我给温江村小学里的孩子们上了一堂课，题目叫“知识改变命运”。虽然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读完初中，但还是想给他们一个希望。那天晚上，我和贫寒乡村老师们一起住在破旧的宿舍里，一起烤火，一起喝酒。当聊到这些孩子们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好奇心与梦想时，我们开怀大笑，心有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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