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丈夫的拳头没停过
据今年35岁的张颖介绍，她与王军1992年结婚后，次年女儿出世。婚后，丈夫时常酗酒并无理取闹。1999年，她发现丈夫有时夜不归宿，经调查发现丈夫与一女子过往甚密，她就进行规劝，不料却招来丈夫一顿暴打，其后双方不断争吵，她多次被丈夫打伤。2003年，她又发现丈夫与另一女子暧昧，结果又被丈夫一顿毒打，并变本加厉地将她们母女二人于今年元旦期间赶出家门。前不久，她为了顾及家庭，在丈夫作出书面保证的情况下回到家里，哪知道丈夫故态复萌竟将她的左手烫伤。她在遭遇家庭暴力时曾向居委会求助过，但并未起到效果，事后丈夫还是经常和她吵闹。
如今，张颖已经意识到丈夫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她认为，自己一味忍让，既不能促使丈夫悔改，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于是她请求法院判令他们离婚，并将女儿交由她来抚养。
调解起不到震慑作用
据了解，很多社区工作者都是运用调解的方法去帮助发生家庭暴力的夫妻，同时居委会或派出所能做的只是让施暴丈夫写保证书，形不成任何约束力，有的丈夫可能前脚写了保证书，后脚回家继续施暴。因此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钱苏平律师认为，调解并不适用于解决家庭暴力，还是要诉求法律解决。
钱苏平律师认为调解的不合理之处有三：一是调解要求双方平等地协商一项规范双方未来行为的约定，而施暴人大多不具备这种能力；二是调解更多的是维护施暴人的利益，即维持婚姻现状，损害了受害人的利益；三是调解的目的是达成协议，化解纠纷，通常不涉及已经发生的暴力行为由哪一方负责这个问题。这样的调解结果，不仅会使施暴人有恃无恐，还会使社会上更多的家庭沦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呼唤专门法律早日出台
据钱苏平律师介绍，2000年初，北京市成立了我国首家反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反家庭暴力工作小组。其后，沈阳等一批大中城市也纷纷成立了该类机构，这说明家庭暴力并不只是私事，反家庭暴力工作刻不容缓。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使得反家庭暴力活动缺乏具体相关的法律依据，只能依据现有的《婚姻法》、《刑法》等几部法典来界定，显然难度很大。他认为，政府部门和立法机关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中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应尽快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加强反家庭暴力的法制建设和社会服务，形成由医疗、鉴定、律师、妇联、公安及心理康复机构组成的“反家庭暴力网”，以此来控制家庭暴力。（案件当事人均系化名）快报记者 宗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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