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人山人海，人们大多为的是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共度佳节。不过，在这股人流中有一些人，虽然也行色匆匆，却不是为了回家团聚，而是携带巨款，远走他乡，有些甚至出境出国，他们就是所谓的携款潜逃分子。

　　携款潜逃，最近已经成了新闻媒体的热门话题。近日热炒的新闻就是“河南贫困县县委书记失踪，疑携巨额扶贫款潜逃”，其涉嫌资金七八千万，而该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比这多一两千万。上“百度”新闻网搜索“携款潜逃”，也可以找到5730条相关新闻，从标题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比如“航空证券保定营业部总经理携款潜逃，款项超过3亿”、“东北高速存款行责任人高山携6亿元外逃加拿大”。某个贫困县四年里发生9起11人携款潜逃案。携款潜逃的涉案者包括一般的会计人员、银行行长，还有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

　　这些人为什么会携款潜逃？为什么官不分大小、人不分男女，只要有机会都会干一票？

　　这里面有个人原因。也就是说，这些人肯定对金钱有超常的欲望，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一旦私欲膨胀，便不计后果。不过，根据一些调查，携款外逃者，往往在本单位是先进工作者，或者是部门负责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没有人相信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

　　携款潜逃者存在着巨大的发生空间，说明携款潜逃者有机会个别接触巨额款项，并且有便利的作案条件，其管理、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不是比较欠缺，就是存在着致命的薄弱环节。携款潜逃者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说明检察机关对其追逃难度较大，尤其是逃到境外之后，一般都能够逍遥法外，尽情享用其犯罪赃款。

　　原因很明显，对策也很显然：针对性地进行巨款预防，行业预防，对于能够接触巨款的人进行有效地控制和制约，对有较多机会携款潜逃的行业针对性地完善其管理、监督和制约的薄弱环节。检察机关则要加大对其追逃力度，在人员、经费等方面给予充分的保障，尤其是与相关国家进行广泛的司法合作，使其在境外也缺乏生存空间。

　　这些方面可以说早就在努力。实际上，1992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发布了《关于对携款潜逃的贪污、贿赂等案犯及时立案、报告的通知》，地方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也早在1993年11月10日就作出了《关于打击公职人员携款潜逃的决定》。这些法律性文件要求各单位一旦发现携款潜逃案要立即举报，检察机关要立即立案，并快速采取强制措施，由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追缴或者没收携款潜逃者的财产，所属单位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行政处分，构成渎职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法律责任。并且对因案犯在逃而不能结案的案件另行统计。

　　这些针对性的法律文件，即使有缺陷也依然是很有专业水平的。而且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在党内有完备的纪律检查机关监督，在政府内部有强大的上级行政监督，以及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等专业性行政监督，在政治上有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在社会上有新闻舆论的监督，还有日益完善的司法机关的监督。那么，为什么这些监督都会失效？或者说看起来很全面，很专业，为什么携款潜逃依然有那么大的发生空间和生存空间呢？

　　这有很多原因，如监督制度形式化，实际上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手段，沦为走过场等。而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制度上监督权、监督激励与监督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有权监督者有权力和积极性监督，但往往缺乏有效监督的信息，而拥有有效监督信息者往往缺乏有效的激励，相对于被监督者来说，也往往缺乏有效的权力，由此往往导致监督失效。

　　要解决这一不对称，有两个方向可以努力。一是让有权监督者拥有有效的信息。这是非常困难的，目前的手段主要是强化举报的作用，此外并没有好的办法，而实践证明，过分依赖举报并不是强化监督的有效办法。二是要让有有效监督信息者拥有有效的动机和权力。比如把监督权下放给具有有效监督信息的人，并在制度上使其有积极性去监督。把权力和激励配置给拥有充分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就可以让监督制度充分运作起来，即使监督制度有技术上的缺陷，也能够很快得到弥补。如果这样，携款潜逃的发生空间和生存空间将大大压缩，即使有个别案例，也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运作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