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篇

　　春节前，在天南地北四面八方的城市里打工的人们，千里迢迢赶回乡下家中过年。他们手里提着五颜六色的礼物、口袋里揣着崭新的钞票走进家门，但这些并不是他们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他们的头脑中还装着从四面八方带回来的新鲜观念。

　　刘启带回规划和建议 本报记者 甲蕤

　　在陕县东部靠近黄河南岸的王家后、大延洼乡一带，山连着山，岭连着岭。这里的山多是石山，没有树木覆盖，看上去光秃秃的。好在前些年在这里发现了煤矿、铝矿，一些村民靠着开矿发了家，而多数村民除了种地，就是到矿上或到外地打工。刘启是这一带的外出打工者之一，与其他打工者不同的是，他是中专毕业，会平面设计。通过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同学介绍，刘启于5年前到北京一家广告公司打工。经过几年的勤学苦干，现在他已是公司里的骨干，个人也小有积蓄。今年春节回家，刘启给村里带回一套《新村规划图》，一份《关于制止滥采滥挖、保护生态的建议》。他的这两件“礼物”首先在本家族中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

　　刘启的《新村规划图》，父母和本家族的人看了都说好，但都不同意他对外公开。为啥？族人说，有的村干部一天到晚想的都是咋能多从矿山上给自己捞点实惠，哪有心思搞什么新村规划？更何况，新村规划是县、乡几级政府共同决定的事，咱刘家连一个村组干部都没有，你刘启犯得着操这份闲心、出这个风头吗？刘启说，他是看到村里的房屋东一座西一座，很浪费土地，道路各修各的，污水和垃圾随处倾倒，实在不像个村庄的样子，这才萌生了为家乡搞个新村规划的念头。族人听了他的想法，都说他学生气太重。一位长者开导他说，现在大家都是各顾各的，集体的事，还是少管，只要你在外边有大出息就好。

　　说到刘启的那份《制止滥采滥挖、保护生态的建议》，族人建议他向市级以上政府部门反映，但千万别给乡村干部过目。这又是为何？族人说，凡是开办小煤矿、小铝矿的，都少不了县、乡、村一些部门、一些人的支持，有些干部实际上就是隐身在幕后的矿主，你给他们提这建议，不是明目张胆与他们唱对台戏吗？

　　刘启在家过年期间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买回的痰盂、烟灰缸、垃圾桶，父母和邻居都不习惯使用，来串门的人还是随地吐痰、乱扔瓜子皮。大年初三，他忍不住提醒一个乡亲把垃圾扔进垃圾桶，结果招来一顿讽刺：“城里人讲究就是多，咱这是乡下，不是城里呀！”

　　两份精心准备的春节“礼物”没有送出，刘启感到困惑和悲哀。

　　杨永奎 带回新的消费观 本报记者 杜文育

　　2月12日上午，记者踏着一层薄雪来到了杨永奎家。推开屋门，一股暖气扑面而来，记者举目望去，一个红色的电暖器正在呼呼地向外吹着热风。

　　杨永奎家住许昌县张潘镇孟庄村，13年前他就外出打工，如今在成都市一家汽车销售维修中心工作，是一名汽车油漆工。2004年，杨永奎取得了高级技工资格，今年将考高级技师。

　　春节前回到老家后，杨永奎感觉家里比较寒冷，烧煤炉又害怕煤气中毒，于是就特意购买了一个功率为2000瓦的电暖器，给父母亲取暖。“这个电暖器不仅会吹热风，还会加湿呢。”杨永奎的母亲一边向电暖器里加水（如右图），一边给记者介绍电暖器的好处。记者问：“这样大的功率，电费可不少啊，舍得用吗？”她笑着说：“咋不舍得用？以前手里有个钱不舍得花，现在经过孩子的开导，我也想开了，有条件就得用。”杨永奎说，刚开始家里人害怕用电太花钱，他就给妈妈讲挣钱与花钱的道理，最终把妈妈说服了。

　　杨永奎坦言：“我回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老家人的观念不够开放，有的人一辈子只知道存钱，从来不舍得花。其实辛辛苦苦挣钱，就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挣钱不是目的，过上好日子才是目的。况且，如果大家都不消费，经济就没法发展。社会消费不足，我们打工的就挣不到钱。”

　　陈永坤 带回珍惜时间的观念 本报记者 陈海峰

　　“今年从南京回家过年，我是租了一辆轿车回来的，明年我要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回家过年，所以，我今年要在商丘考了驾照后再去南京。”陈永坤是虞城县稍岗乡一个村庄的青年，5年前他只身一人到南京一家肉食加工厂打工，如今，他在南京市一家广告公司做部门负责人，月收入5000多元。

　　2月14日上午，陈永坤告诉记者，没有去南京打工前，他整日东游西荡的，交了一帮酒肉朋友，每天靠喝酒、赌博混日子，不务正业。2000年5月，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身到南京闯荡，先在一家肉食加工厂打工，后来又到IT、广告行业干。到南京后不久，他就把妻子也接到了南京。现在妻子在经营一家肉食店，陈永坤在上班之余，还兼顾着向南京市的一些肉食零售摊点推销加工好的肉食品，忙得不亦乐乎。如今的陈永坤一身名牌服装，言谈举止间已看不出半点“土气”，说话间不时冒出几句普通话，还挺标准。

　　“这次回家过年最大的感受是，家里人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我在和一些人聊天时发现，他们恋家思想严重。我现在很庆幸当初出去闯荡，如果不出去，现在守着几亩地过日子，可能还是负债累累。我有些替村里的青年着急，如果他们两口子双双出门打工，一个月可收入两三千元。”陈永坤说。

　　去年，陈永坤带着村里的两个青年去南京打工，今年这两个青年均表示还要去南京。“环境真能改变人，陈永坤到南京打工后挣到了钱，观念也变了，变得特别珍惜时间。受环境的影响，现在我们都变得非常珍惜时间，不再漫无目的地混日子了。”打工者刘放说。

　　在南京，陈永坤经常感到时间不够用。现在看到家乡那些蹲在墙边晒太阳抽烟聊天的人，陈永坤既羡慕他们的“福气”，也替他们惋惜。要等到正月初八驾校上班，陈永坤才能去考驾照。在等待的日子里，为了不浪费时间，他买了一些汽车驾驶、修理及交通规则方面的书阅读。

　　考驾照、买车，这是陈永坤今年要办的一件大事。

　　杨威 带回“鸡和蛋理论” 本报记者 于扬 通讯员 苏献智

　　“喂，你好，请问您找谁？”一句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让记者还以为拨错了号码呢。这是春节前才从深圳回来的小杨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经过电话预约，农历正月初二下午，记者来到鹿邑县涡北镇张柏干村。离村子还有几百米远，记者就看到了村头那座设计新颖、刚竣工不久的小洋楼。这就是记者要采访的小杨的家。小杨名叫杨威，在深圳市龙岗区捷达饰表有限公司任部门主管。今年刚刚26岁的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条发白的牛仔裤和一件得体的上衣。说起在外面最大的感受，小杨不假思索地告诉记者：“一个字，就是‘快’。”2000年，杨威到了深圳，“快”是深圳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刻的印象。小杨说，回到家乡后，看到村里很多人整天都无所事事，他很替这些人感到焦急，其实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农闲时间做一些增加收入的事情。

　　说起外出打工，小杨告诉记者，外面需求最多的是具有一定的技术或拥有大中专学历的务工人员，没有文化盲目出去打工的人很难拿到较高的收入。小杨说，现在他所在的公司办公全部都是自动化，不懂得电脑知识根本就行不通。他到深圳以后，靠着自己的知识和真诚，从一名普通的打工仔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部门主管这个位置。和记者交谈中，小杨的手机不时有电话打进来。小杨的母亲告诉记者，家里的房子就是按照小杨从深圳寄回来的图纸建的。她说儿子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特干净”。小杨不好意思地说，这都是在外面养成的习惯。

　　小杨的老表康满意兴奋地说，杨威家的房子在他们这一片几个村里是最好的。由于受小杨的影响，两年前，康满意到一所职业学校学习汽车修理技术，现在他在北京一家汽车修理厂当技术工人，每月工资都在2000元左右。

　　最后小杨告诉记者，在外出打工方面，大家的就业观念真的要变变了，一定要明确：要“鸡”不要“蛋”。看起来“蛋”拿回来就可以吃，但是吃了也就没有了，一只“鸡”却可以下许多的蛋。所以人们出去打工不应该仅仅把钱带回来，更应该把别人的技术、思想和观念带回来，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家乡的面貌。

　　五个打工者带回许多新鲜体会 本报首席记者 刘广超

　　大年初五，记者回到老家西华县黄桥乡东湖新村。听说我要采访打工者，叔叔说：“几乎家家都有在外打工的，现在要找外出打工者好办，回来过年的有几十个。”

　　不一会儿，叔叔就召集来5个帅哥靓妹，他们都在广东打工。帅哥们我都似曾相识，唯一眼生的是一个靓妹。靓妹刚开口便露出了外地方言，一问是湖南道县人，是帅哥中的刘小涛打工期间谈的女友。

　　刘小涛在东莞市一家织带厂做保安，与女朋友两人的月收入加起来逾2000元。刘小涛告诉记者：“过去过年都是父母给孩子发红包，今年是我们给父母发红包。我俩已经商量好了，至少再打工8年，到时候对技术、市场、管理有了更深的了解，就拿出积攒的钱来开一个小厂，30岁后再考虑结婚。”

　　“我在一个私营企业打工两年了，每月能拿1500元。我觉得外出打工收获最大的一点就是心胸变开阔了。离开家乡这一亩三分地，我照样活得有滋有味。”高个头刘韬快人快语，“过去在家时，因为宅基地和责任田的地边子，我们家和邻居发生过摩擦，当时我很冲动。现在想起这些事，我很后悔，和气才能生财嘛。我的目标是：5年内在咱村开一个家具厂！”

　　“我在惠阳市一家五金厂做质检员，因为有几次粗心大意，便被扣了工资。从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干什么事都得认真，不能像在家种地一样，早一晌晚一晌都行！”刘国维说。

　　“我刚到东莞时身上有600元钱，结果跑了1个月也没找到工作，要不是一群老乡帮忙，只能去要饭了。现在我的月工资虽然才700元，但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很注意结交和帮助别人，我坚信我的工资和岗位很快就能升上去。”年龄最小的刘顺利说。

　　“我们配合你采访了，提个要求行不行？”5人一碰眼神反问道，“现在火车票难买，你帮我们买张车票吧？”记者暗骂他们鬼精灵，但还是满口应承。5人顿时搂抱在一起，举起手做胜利状。    省内新闻部/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