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发生在辽宁孙家湾的矿难，再次引发人们的思考。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的曹宗理告诉记者，我国拟制定统一的伤亡赔偿标准，如果责任全在企业，对一个青壮年的赔偿额度最高是20年的工资，依据是当地上一年的平均工资。提高赔偿标准是希望在提高企业事故成本的前提下，促使企业重视安全投入，真正意识到预防的重要性。（2月17日《竞报》）

　　北京有学者也撰文希望通过提高补偿标准的办法，遏制矿难发生。（2月16日《新京报》）

　　由此可见，使用经济手段遏制矿难，目前在官方和学界都是一个比较“主流”的观点，但笔者却对此有不同意见。

　　使用经济手段促进并确保生产安全，对安全者奖，对事故责任者罚，对受害者赔，是多年来始终采取的一项基本措施。现在看来，这种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矿难发生。陕西铜川“11·28”矿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该矿领导的年安全生产奖励9万元，可高额奖励并没有阻止矿难的发生。

　　此外，现行的矿难死亡补偿标准普遍偏低，也被认为是忽视安全生产的原因之一。小煤矿不说，即使是国有大煤矿，标准也相当低。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遇难死亡者每人的赔偿金仅5万多元。基于此，山西省已于去年年底推出了新的补偿标准，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有舆论当即对此提出质疑：警惕高赔偿金的负效应。

　　目前，国内还有多个煤炭生产省区推出了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通过经济制裁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强化生产经营单位的法人责任，逼着他们加强安全生产意识，加大安全防范措施。但是，这项制度主要针对的是非国有煤矿，解决的是“企业出事故，老板挣钱，政府花钱处理事故”的弊端，缺乏遏制矿难的普遍针对性。

　　从重奖、重罚到重赔，这种“惟经济论”的最大弊端在于，用一个倾向掩盖了另一个倾向，很容易产生某种副作用。正如经济繁荣不会自然带动政治、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社会道德等各方面同步发展一样，加重经济手段，也不一定就能促使安全防范措施的根本提高。单纯的经济手段，只会加重整个行业的投机性，增加的不是责任意识，而是冒险成本。最终，这些新增的冒险成本都会转嫁到生产工人的头上。特别是在廉政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纯经济手段反而可能制造出更多的事故隐患。

　　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矿难事件频频发生，暴露的恐怕不仅是具体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从根本上讲，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战略决策和政府的依法监管水平都有很大的关系。矿难发生后单纯问责矿主，不纠正政府的政策失误，不通过法律手段严惩官员的监管失职，是说不过去的。 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