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汪道涵
充满风险的岁月结束了，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江泽民已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的一天，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的领导人)来工厂视察。在视察中，他看到了一家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冰激凌的香味。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江泽民充满了活力，”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说道，“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在他们商讨用什么新招把那些冰冻美食送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市民手中时，34岁的汪和江立即觉得彼此十分相投。这层关系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为汪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的顶头上司。
在江泽民早年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不管是碰上了充满机遇的挑战，还是碰上痛苦的磨难，他都会向汪的妻子倾诉。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生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越过成为高级职务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障碍
1979年4月，邓小平建议建立“经济特区”，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由同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已完全恢复权力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汪本人刚被委以中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上海市市长)。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54岁的江成了副部长。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定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氏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这是个重要的调动。
1982年9月，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制定政策并选举产生政治局———的委员。他几乎完全符合当时的四项标准：出身革命家庭，做过30年有知识的管理人员，又是几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只有56岁，相对来说仍属年轻。
1983年6月，江第二次出访美国。他访美的最后一站是旧金山，在那里中国惠普的总裁刘池宁(音译)博士提出由他做东，请代表团吃一次中式晚餐。
刘去机场迎接代表团，在驾车去他家的路上他告诉江泽民，除了中式晚餐外他还安排了一个庆典。
“庆典？”江问，“庆祝什么？”
“庆祝什么？”刘反问道，“你在开玩笑吗？当然是为了你被提升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你从哪里听说的？”江大吃一惊，问道。他当时并未料到这次提升，也没接到正式的通知。
刘说他刚从朋友那里听说，江泽民进入电子工业部还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部长。江问他是否能半路上停一下，给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这消息。他有些担心，尽管没有流露出来。如果没有真的得到提升，他当然不想去参加庆典。结果消息得到了证实。
在此期间，江泽民见到罗纳德·里根总统，江抱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某种电子技术。
“我们担心你们把它用于军事目的。”里根说。
“那为什么你们卖小麦给我们？”江微笑着反驳说，“我们用它供养我们的士兵。”里根和江一起欢快地大笑起来。
上海市长
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
“我当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汪道涵回忆说，“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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