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与他国的环境合作基本都是正面的，某种程度它成为双边政治经济关系的润滑剂。

　　《京都议定书》2月18日的正式生效在国内掀起了又一轮环保舆论热潮，联系到整整一个月前，1月18日上午9时30分，国家环保总局1401房间内那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所掀起的震动全国的“环保风暴”，“环境保护”在新年伊始便注定会成为2005年中国社会的关键词。

　　没有证据证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1月18日宣布停建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13个省市的30个违规开工项目，和一个月后《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有直接关系。但对于中国而言，尽管《京都议定书》目前并不会对中国造成直接的限制和影响，来自外部国际法的环保压力和内在的生态环境保护需求正在紧密结合，使得环境外交成为我国外交关系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此看来，早于《京都议定书》生效一月推动的“环保风暴”也传递出中国担负起国际环保责任的信心和能力。

　　美国的经验和教训

　　在人们庆祝《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的同时，批评的声音纷纷指向了美国、澳大利亚等推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当世界各国的人们以环保主义的道德感或者对霸权主义的厌恶感指责美国的时候，愤怒的人们往往忽略了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情况，美国的外交从来都是以内政为中心，这也是布什为何单边主义倾向的原因。

　　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事实，并不意味着霸权国家在国际环境合作中可以不考虑正义规范的问题。它只是表明，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分配成本和收益的公平规则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关键在于，“美国正是发现自己加入之后对经济的掣肘太大，所以退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环境外交专家张海滨介绍说。

　　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前者是全球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排放量几乎占全世界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而后者则是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布什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要在2008年至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比1990年还要少7％的水平，将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损害，是绝对不可以的。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也反复申明批准《京都议定书》不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所在，“澳大利亚是能源净出口国家，除非发展中国家的加入，否则我们将受伤害”。澳大利亚外交大臣和环境大臣也认为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应该是对贸易竞争影响最小的和成本有效的措施，和澳大利亚的利益一致，政府应该从布什的计划中重新审视本国的环境战略和《京都议定书》。

　　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最重要的理论根据，是在2001年6月11日公布的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审议报告”中，所提供的两项支持实施《京都议定书》将会损害美国经济这一观点的研究成果。布什政府认为实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美国排放减少目标，美国的损失将高达4000亿美元，会造成490万人失业。美国不能承受如此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此外，一些石油和汽车巨头也通过政治捐款施加影响。埃克森－美孚公司就是一个典型。该公司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向共和党提供巨额捐款，直接参与并出资支持其他利益集团向布什政府游说，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阻止美国政府就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行动。

　　或许从布什政府的行为中吸取教训的不应该只有澳大利亚。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中国当然应该逐步按照规则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在张海滨副教授看来，面对《京都议定书》我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目前国内还没有对中国参与限制性排放计划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作出严格的量化研究，”张海滨认为，“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的是，以认真细致的统计研究为基点，由此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和步骤。”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永远是经济优先。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当初是无限地使用，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不是，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对策。”张海滨说。众所周知《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前对中国没有太多影响，那么长远来看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张海滨说：“这还是未知！”

　　如果国家环保总局强势推出的“环保风暴”可以算作国际环境外交背景下，中国政府信心的展示，那么，未雨绸缪对于温室气体排放量仅居美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二的中国来说，才刚刚开始。

　　东北亚环境合作更迫切

　　目前中国正努力在更大范围内加强环保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只是其中之一。2004年10月23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在第五届绿色中国论坛上表示，中国参加了所有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加入了3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履行签署的公约。并且中国还积极开展双边和区域环境合作，与30多个国家签订了环境合作协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区域环境问题合作中，因为地缘关系，中日韩以及东北亚环境合作是中国展开环境外交的重中之重。“中日韩三国环境合作进入成熟阶段；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下的环境合作开始起步。”这是国家环保总局对于目前中日韩三国环境合作水平的评价。紧密的地缘因素使得中日韩三国在环境问题上息息相关。“环境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但更可能导致合作。”张海滨说。目前来看，沙尘暴、酸雨、海洋保护、环境教育培训、环保技术交流等等环境合作项目通过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等等渠道也在进一步加强或者调节三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中日环境合作虽然没有很好地促进中日关系，但是它防止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这是张海滨副教授的观点。在张海滨看来，不仅中日关系如此，在中欧、中美等双边关系中，环境合作扮演的角色基本都是“正面的”。

　　虽然“经热政冷”的中日关系常常出现的不和谐声音会降低双方的合作热情，这已成为中日环保合作的最大制约因素。但另一方面，环保领域合作的成功则有助于两国加深了解，增加信任，并保持一个经常性对话的渠道，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因为历史问题和地缘政治而彼此缺乏信任的中日政治关系中，双边环境合作成为重要的润滑剂。

　　张海滨介绍说：1989年以后，日本加人西方制裁中国的行列，中日关系陷入低潮。随着美国特使的访华，日本对华制裁的政策受到国内强烈批评，日本政府决定调整对华政策。但在西方世界的压力之下，日本不敢有大举动。此时，环境问题被选为改善对华关系的突破口。1989年12月，日本政府宣布恢复对华环境资金合作，成为中日政治关系改善的先声。环境问题在这成为了政治困局的缓和剂。目前，中日环境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关系中最经常被涉及的部分之一。

　　事实上，被日本当作侵华战争变相赔偿的对华ODA贷款近些年来也在向环境、教育等方面转变。从1994年起，日本开始改变以中国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援建对象的方针。在第四次对华日元贷款援建项目中，就增加了防止大气污染装置等环保项目，在40项中占了15项。而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政府在2001年10月22日公布的最新对华开发援助计划中，日本政府原则上撤回了对历来重视的沿海地区基础设施的援助，改为由“中国自主实施”，并根据自民党要求，在新计划中加入了“环境对策优先”等内容。

　　事实上，东亚地区环境问题的恶化以及由此展开的合作可以此作为扩大环境市场产业的契机。东亚环境市场依存于日本，这是客观事实。与环境相关的产品及技术在世界市场上正急剧扩大。虽然各国的目的都是要解决自身的环境问题，但彼此的交易量却在不断增加。环境问题为中日以及东北亚合作带来了新的平台和商机。文/陆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