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念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为农民工，厉有为委员写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却坚决不愿意就此接受媒体采访。“已经来过好几拨记者。电话打过去，都被他拒绝了。”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委员住地之一的北京友谊宾馆，新闻联络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人家看上去挺倔。”她说。

　　在此次政协会议上，厉有为委员就农民工问题提交了多达8篇的系列大会发言，独立成“书”，“占据”了差不多一本《发言材料汇编》。

　　在1990年至1997年间，厉有为曾经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市长等要职多年。

　　而深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全国被公众认为是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壁垒最高最厚的地方之一。厉有为今天的姿态之所以引发人们特殊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发言的数量，而更在于“新闻”与“背景”之间的反差。“老人家表示，他的话全在8个发言里了。离开深圳已经多年，很多情况不是很熟悉，不好再多说什么。”对厉有为拒绝媒体采访的原因，新闻联络组的工作人员解释。

　　厉有为的8个发言逻辑关系严密，层层递进。

　　在题为《从“农民工”的称谓说起》的第一个发言中，他说，“农民工”的称谓凸显出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的体制障碍问题，应从实际出发，比较科学地以他们从事的职业为界定，改称为“新型合同制工人”，简称“合同工”，使其依法享受产业工人的应有待遇。

　　题为《农村出身的工人与城市出身的工人该不该同等对待》的第二个发言，则肯定地表示应当同等对待二者，认为只有从体制、机制及对当政者的政绩考核体系、标准等方面入手，二者的不同等待遇才会得到顺利改善。

　　第三个发言《农民进城做工是不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指出，工业的适当集中，势必要求工业人口的适当集中，为农村劳动力往城市（镇）转移创造了必要条件，这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第四个发言中，他就农民进城做工是不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发表了看法：所谓城市化，实质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以农民为主的社会向以市民为主的社会过渡，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镇）转移的过程。历史必然要沿着这一方向发展。

　　接下来的几个发言，厉有为具体阐述了怎样认识我国的人力成本，“农民工”的户籍应依法逐步解决、如何解决等问题。他强调，应依据不同城市的主客观条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设计“农民工”落户城市（镇）的高低不同的门槛，为将来统一城市与农村户籍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时，最终以立法形式把新体制下的政策定型化。真是一本大书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