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实行分税制改革的1994年，中国全年的税收收入（不含关税和农业税收）4623亿元；随后税收收入连年增长，增幅也大大超过当年GDP的增幅。总计从1994年到2003年，GDP增长125%，而税收增长了316%。尤其是2004年，税收收入增加到25718亿元，增幅25.7%，创历史新高，税收增幅相当于GDP增幅的2.5倍。

　　边际税率也许更能说明问题。2000~2003年，新增税收收入占新增GDP的百分比分别为32.3%、32.1%、40.8%和37.3%，2004年达30.4%。新增税收收入占新增GDP的百分比，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数字也是当年新增产出值）增长率。

　　对于这样的结果，财政税务部门每年在向公众报告的时候，都倾向于当成一项成绩，人们也习惯于将税收增加视为一项经济成就。固然，政府取之于民的税收收入，最终会通过政府的支出，用于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不管是谁，都希望公共服务越便利越好，公共品越多越好。尤其是在当前教育、环保、农业、社会保障等等真正公共性项目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政府也希望获取更多财政收入，以应付各阶层对公共资金的需求。

　　但是，政治经济学的一项基本原理是，政府使用资源的效率并不一定高于个人和企业；且财富的创造需要一定激励机制，税收过高，可能会形成负反向激励。因而，从理论上说，税赋应当有一定限度，应当在税收与经济活力之间、在社会财富与政府财政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当然，这个限度、这个平衡点很难精确界定。专家们说，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的实际税赋约在20％~25％。我国2004年的GDP为136515亿元，宏观税赋为18.84%，看起来似乎不算高，甚至还有几个点的增税空间。

　　然而，精确的税收数字，远不能说明企业和民众的实际税赋。在法定税种之外，企业和个人还需向政府缴纳具有税赋性质的其他费。当然，即使计算上税外“税”，专家们可能仍会对目前的宏观税赋是高是低争论不休。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常识也许更正确。税收持续几年以高于GDP增幅一两倍的速度增长，总是有点不正常，也不可能仅仅以征管技术的改进来予以解释。

　　它可能说明，目前的税制设计是国家导向的，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事实上，在我国，几十年来，税收收入增长幅度基本上都高于GDP增长速度。这样的税制或许适应计划经济。那个时代，政府一般掌控着大部分资源，税收不过是这些资源价值的变现而已。政府不仅以税的形式获得收入，还将国有企业的利润纳入收入的一部分。因此，才有“利税”这个在今天看来也许难以理解的概念。

　　今天，经济活动主体以个人和市场化的企业为主，个人和企业所创造的财富，当然仍然须将其中一部分给国家，用以购买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不过，这些财富的初始所有权既然属于个人和企业，则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配，就需要更公平一些，甚至转变为个人和企业导向的，即税制设计应当有利于个人和企业创造财富。

　　当然，税赋虽然可以客观地以数字来计算，但最精确的税赋，也许写在人们的心中，表现为人们的主观感觉。决定人们形成什么样的感觉的，也许不是精确的宏观税赋数字，而是征税和财政决策的程序。18世纪英国人的税赋虽然远高于法国，但从来没有引致民怨，原因就在于法治下的税制让人民对税、对财政拥有决策参与权。

　　从这个角度看，让民众精确地了解税外“税”负担,并想办法尽快将其纳入正常的税收财政框架，就显得十分紧迫。仅仅公布法定名义税收收入，这样的数字可能会产生一定误导性，比如，有些专家就仅仅根据这一数字断言目前的宏观税赋并不算高。也许，更应当在公布名义税收收入的同时，公布税外“税”的估算数字，估算整个社会的实际税赋，以使民众及其代表更准确地弄清政府对民众所应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