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记者宋晓俐3月8日北京报道］“近年来，为了更好地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国家专门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侵犯妇女权益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对研究如何保护妇女权益提出了新的课题。”“三八”妇女节前夕，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针对妇女权益的保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在研究中，

　　相关的法律专家提出：“强奸、抢劫、猥亵、殴打、虐待等现象在妇女们身上依然时有发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妇女仍旧处于弱势地位。她们需要这个社会及每个人的关爱。”

　　　据千龙网记者了解，在2002年一年时间里，仅丰台区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中，猥亵、侮辱妇女罪、组织卖淫罪、强奸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奸淫幼女罪等涉及侵害妇女权益的案件就达到了178件。2003年共审理141件，2004年全年共审理164件。

　　而在民事案件中，2002年丰台法院共审理涉及妇女权益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2758件，2003年共审理2726件，2004年全年共审理2174件。离婚纠纷案件数量在涉及妇女权益案件中居于首位。其中，因第三者插足或家庭暴力起诉离婚的案件数量较多。

　　无独有偶，有北京市妇联，千龙网记者也曾看到类似的一组数字：目前中国有23%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67%的女性在公共场合被性骚扰，离婚后的夫妻双方受到来自家庭、社会等多方面不公正待遇更多的往往是女性……

　　半年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公开开庭审理了房山著名的“王雪英受虐杀夫案”，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女性权益受侵害的案例。王雪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被丈夫谩骂、毒打、以及性虐待无数次，最后只能痛下决心砍死丈夫。

　　法学专家们还特意提到了另外一种对女性的伤害，那就是医疗等领域的侵犯妇女权益。据专家介绍，目前这种现象较为严重。自2002年以来，丰台法院审理的非法行医案件达到了9件，非法行医的被害人绝大多数为产妇。虽然此类案件绝对数量并不多，但给妇女造成的身心伤害却是无法估量的。

　　取证难令打击迫害妇女犯罪大打折扣

　　从法律的角度看，虽然对实施家庭暴力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进行了较为周密的规定，如规定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组织卖淫罪、强奸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奸淫幼女罪；对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构成虐待罪。然而这其中还有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家庭暴力犯罪通常在家庭中或其他非公共场所实施，没有第三者在场，难以取证，致使对侵害妇女权益犯罪的打击力度大打折扣。

　　同样的问题也广泛存在于诸多民事案件中，尤其是因为家庭暴力、第三者插足导致离婚的案件。在新《婚姻法》中这样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而事实上，在大多数离婚案件中，无过错一方，往往是妇女们，对上述四种情况难以证明。首先是这些行为通常具有隐蔽性，难以收集证据；其次，有些邻居虽然对上述情况有所了解，但出于维护邻里关系的考虑，或者为了避免给自己招惹麻烦，通常也不会出庭作证；而以偷拍、偷录等方式取得的证据资料的合法性，尚存在争议。

　　侵害妇女权益案件证据难以保存，同时一些秘密取证手段的合法性又难以得到认同，妇女权益保护举步维艰。

　　低收入低文化妇女成为突出受害者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设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进一步完善了经济帮助制度，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但是，由于有关经济帮助的规定过于抽象，难以执行，实践中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直接适用也非常少见，离婚损害赔偿因立法用语的不确切，导致操作中存在较大的困难，离婚妇女的权益难以得到切实的保护。

　　另外，由于妇女在就业领域处于实质上的劣势地位，工作难找，报酬高的工作更难找，这就导致一些妇女在离婚后生活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

　　低收入、低文化妇女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丰台法院近两年审理的非法行医案件的受害妇女，均为低文化程度的外地来京的打工人员或本地收入较低的农民，她们大部分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由于她们收入低，为了省钱，不惜冒险找非法行医者接生。同时，由于她们文化水平低，对非法行医者的违法性及危害性也认识不足，不管诊所是否持有《许可证》，认为只要是“医生”就可以看病，就可以接生，有的甚至协助非法行医者抵抗执法者取缔非法诊所，最终导致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甚至丧失生命。

　　在强奸案件中，外地来京打工妇女是强奸犯罪的主要受害人。这些外地来京的打工妇女多数来自低收入家庭，且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对犯罪的防范意识较低。犯罪分子正是利用打工妇女急于挣钱但又十分单纯的弱点，用招工等各种欺骗手段，寻找机会对打工妇女实施犯罪。

　　消除妇女在经济社会中的弱势是根本

　　　针对目前的现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曲新久提出：完善相关程序法律规定、加强立法，是确保妇女权益的最基础条件。例如：在程序法律方面，对涉及重婚、家庭暴力、虐待等事实认定的证据的采信、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方面作出特殊规定，适当减轻受害妇女的举证责任。

　　完善《婚姻法》及《妇女权益保护法》等实体法律规定。在完善婚姻法方面，应当借鉴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伊斯兰法系一些国家的做法，建立离婚抚养制度，完善对离婚妇女的救济体系。

　　曲新久告诉记者，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中这样规定，离婚时只要是具有下列条件的一方，法庭就可以裁决对方提供扶养费：其财产，包括分得的财产，不足以维持其合理的生活需要的；不能通过从事适当的工作维持其生活需要，或者作为子女的监护人，而子女的状况和环境又不允许监护人离家外出工作。

　　另外，专家建议，应当继续完善我国婚姻法已经规定的对离婚妇女的救助制度，放宽其适用范围，提高可操作性。

　　在完善《妇女权益保护法》方面，应当增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可操作性规定、明确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执法主体、进一步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权益的相关规定，加大惩处侵犯妇女权益者的力度，明确违法责任。

　　“只有从根本上消除妇女在经济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妇女权益才能得到更切实的保护。”曲新久提出：要提高妇女经济社会地位，首要的工作是要加强基础教育，普遍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奠定她们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文化基础。其次，要积极采取措施，增加就业岗位，努力避免和减少就业中的性别歧视，保护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