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讯（记者 代小琳）昨天，来自山西79岁的老人郭喜翠远赴日本，作为原告代表听取日本侵华战争性暴力中国受害者（慰安妇）状告日本政府的二审宣判结果。今天，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将宣布这一审判结果。
这次诉讼从起诉到现在已经近10年。1996年2月，日本侵华战争受害妇女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郭喜翠是两名原告之一。诉讼请求包括，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公开谢罪并赔偿。2002年3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原告败诉。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原告败诉。之后，原告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二审诉讼。郭喜翠不屈不挠：“我要去日本，我就是要说，我就是要让大家听听他们对我做了些什么。”
从家到县城走了3天，然后从县城坐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坐飞机到日本。79岁的老人郭喜翠近10天来要不断奔波。对这个曾患有脑血栓的老人，用她儿子的话就是“简直是在奔命”。
15岁时，她被日本兵抓到设在山西盂县的慰安所做慰安妇。昨天，郭喜翠从北京出发，作为原告代表赴日本听取慰安妇诉讼二审结果，这一结果将在今天宣布。
山西八旬慰安妇赴日 今天听取二审结果
痛苦的回忆
15岁被抓进了慰安所
郭喜翠裹着小脚，头发梳得利利索索，看上去是个非常干净温和的老人。她是山西人，1941年二战期间被日本兵抓进了慰安所。那时候，她才15岁。慰安所的经历，对于郭喜翠来说是个痛苦屈辱的回忆。
她一共被抓到慰安所两次。第一次身体不行了被家人赎出来之后，没过多久又被日本兵抓过去了。“我们要是逃跑被抓住了，就被日本人泼凉水，被打得头破血流。”老人一生都不敢把这段历史告诉孩子们，她只是偷偷告诉了大女儿。在慰安所的那段经历，给她身体、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动不动就担惊受怕，精神衰弱。正因为如此，连她丈夫去世，孩子们都没有告诉她。
在郭喜翠的老家，也有其他的老人做过慰安妇。但只有郭喜翠一个人站了出来。“我就是要说说，要让他们看看。我说的都是真的。”
郭喜翠的儿子周桂荣将陪着母亲去日本听取审判结果。是否要面对记者，他犹豫了很久。因为这对于他们全家来说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儿。他说，“这不是一代人一个人的事儿，这个事儿足足影响了6代。母亲的父母、爷爷奶奶；还有我们，我们的子女，孙子女……”
漫长的诉讼
10年了未讨到“说法”
郭喜翠这是第三次去日本了，都是为了这次诉讼。她曾患有脑血栓，身体一侧不能动弹。他儿子周桂荣说，“为了诉讼，妈妈没准就会把命都搭上了，你说她这么大年纪走这么远的路，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
从家到县城走了3天，然后从县城坐火车到北京，再从北京坐飞机到日本。79岁的郭喜翠这一趟走得太艰难。从1996年到现在，郭喜翠为诉讼已经走了近10年。
1996年2月，中国慰安妇告日本政府的案子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包括，要求日本政府赔礼道歉、公开谢罪并赔偿。2002年3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原告败诉，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败诉。之后，原告又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二审诉讼。今天，东京高等法院将宣判审判结果。
与郭喜翠同一批起诉的，还有另外一位原告，但目前已经离世。
艰难的取证
每次调查都像脱层皮
郭喜翠的代理律师康健握着她的手，老人的手很粗糙。面对这样的当事人，康健经常感到心力交瘁。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副组长康健经常代理二战劳工和慰安妇的案子，这次郭喜翠的诉讼是中国大陆慰安妇案子的第二批诉讼，第一批诉讼有4名原告。到目前为止，慰安妇诉讼无一胜诉。
“非常困难”，康健说，首先是调查取证困难，慰安妇本身没有名单，调查取证就光凭一点点地走访。“每次调查取证我们律师都像要脱层皮。当事人陈述事实非常痛苦。这种特殊经历当事人怎么去说。而且，每一次回忆，对于当事人来说都像是生生撕开她的伤口。但是对于律师，我们还必须要当事人详细陈述受害事实。有的时候，当事人甚至趴到我们耳朵旁边和我们说。”
另外，慰安妇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受害者不愿意站出来。康健说，事实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在国际舆论上引起的关注非常大，但在诉讼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慰安妇·呼吁
关注历史见证人
如今，当年的慰安妇们已经八九十岁，风烛残年，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因为曾经遭受性暴力，她们一部分无法生育，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相当拮据。对于这些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
康健认为，日本政府对这段历史态度比较暧昧，而且还想否定，所以作为中国人，首先要做的就是记住这段历史，关注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另外，要给她们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她们活下来，实际对加害者就是一种震慑。
慰安妇·数字
中国慰安妇有20万
慰安妇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并且首先从上海开始实行慰安妇制度。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虹口指定了4个“慰安所”，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慰安所”。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认为，中国至少有20万慰安妇，因为慰安所遍布中国，只要日军侵占的地方就有慰安所。
苏智良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按比例1∶29或1∶37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该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制度化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历史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记者代小琳
相关链接
海南“慰安妇”林亚金赴日本出庭
八旬老太林亚金，是海南“慰安妇”事件的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讨要公道的第二位原告代表。近日她离开海口，启程赴日本出庭作证。3月17日，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将对此案作出判决。
2001年7月16日，在日军侵占海南岛期间“慰安妇”事件的受害幸存者，正式向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提出诉讼请求，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她们受到伤害的事实，向她们公开道歉，并在日本四大报纸上刊登《谢罪文》，恢复她们的名誉。同时要求该案的诉讼费由日本政府承担。据新华社
明天谁来为慰安妇的历史作证
96岁的日军“慰安妇”在上海去世
世界上最年长的侵华日军性奴隶“慰安妇”幸存者朱巧妹于2005年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在上海崇明县庙镇家中去世，终年96岁。这些年来，二战时期“慰安妇”幸存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日本的诉讼，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起胜诉。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二战时期遭受折磨的妇女一个个地离我们而去。这不能不让我们为整个慰安妇群体现状产生担忧。
“慰安妇”这个词语意味着“耻辱”。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并且首先从上海开始实行慰安妇制度。1932年1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虹口指定了4个“慰安所”，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慰安所”。
当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在那里经历了他们人生中最屈辱的生活，而目前已查找到的仅仅是60位左右。现在，她们已经八九十岁，风烛残年，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因为曾经遭受性暴力，她们大多无法生育，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相当拮据。目前我国唯一从事慰安妇研究工作的机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只能为他们提供少得可怜的帮助，那就是每个月给每位受害者100元的生活费。
因资金短缺，为慰安妇进行公证的工作已停止
2000年我国举办了第一个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国际研讨活动，2001年国内首次为慰安妇做了法律公证，据统计，目前我国唯一从事该项研究工作的机构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他们对上海、海南、武汉、湖南4个省市的十几位老人的遭遇进行了公证，这其中也包括朱巧妹老人。
她们讲述了自己的个人遭遇，比如被日本军队在崇明岛的驻军强迫做慰安妇、为他们做性奴隶、被日本军队性奴役，这些事实，她们的亲身经历，通过口述的方式，已成为公证文书并将作为重要的证据保存下来。
但是进行公证的人数只是冰山一角，并且就在公证工作艰难进行的同时，又有20多位老人先后去世了，目前掌握的幸存者人数仅仅是39人。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因资金和人手短缺，有些地方的公证处不肯免费，有些地方是山区，要车子接送，还要吃饭等等，所以在有的地方一个人公证下来要两三千元人民币，甚至更多。现在，为慰安妇进行公证这项工作已经被迫搁浅，而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一旦一一离世，明天谁又能为历史作证呢？摘自《东方时空》
转自搜狐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