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撰稿：伏桂明摄影：刘斌

　　内容提示：晚明名士陆绍珩之作《醉古堂剑扫》中有云：堤防不筑，尚难支移壑之虞；操存不严，岂能塞横流之性。这句话大概是说，如果不建设巩固的堤防，就很难阻止洪水的泛滥；如果没有高尚的操守，又怎能堵住物欲横流呢？3月24日，记者走近几名职务犯罪的“贪官”，希望用他们“堤防不筑、操存不严”的教训警醒世人。

　　反思之一不能为钱而丧失自由

　　王金启：入狱前，任某县计委副主任，今年60岁，受贿七万余元。

　　王金启在某县工业局任副局长期间，该县有一个拥有1500名职工的国营企业濒临倒闭，王金启临危受命，被县政府调到这家企业任总厂党委书记、厂长。县政府信任他，给予了很大的权力，由他自己选拔干部、制定生产经营策略。王金启上任后，也没辜负县政府的期望，大刀阔斧地改革，实行承包责任制。由于该企业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模式，王金启自筹资金3000多万元，打破这种模式，出现了头一年该企业就实现年产值1500万至2000万元的可喜局面。而以前，这家企业每年光亏损就达3000多万元。“企业活了，四五个分厂都赢利了。近20年来，厂子连基本工资都发不了，现在一年就能发奖金五万、十万了。职工从心里感谢共产党，更感谢我！他们都说，是我给企业带来了活力。”救活了企业，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实事求是地说，王金启是有功劳的。然而此时的王金启有些骄傲了。

　　按当时总厂与分厂签订的责任状，总厂要给分厂负责人和职工发放奖金。王金启也就是在发放奖金的过程中出了问题。“我东奔西跑，为这个厂子付出很大的心血，做了大量工作，奔走呼号，不分白天黑夜。这些职工都看在眼里，所以他们当中有人就从发给他们的奖金中，拿出一部分给了我。”

　　就这样，王金启笑纳了下属的“奖金”。王金启受贿的理由好像很充分———

　　第一，从劳动付出的角度，我没有白拿。我确实为厂子的复活竭尽全力了。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给我一点（钱）未尝不可。

　　第二，他们给我钱，但没有要求我提拔他们，这不能算是受贿。

　　第三，别人吃点、喝点、拿点，都成常事。而我已经付出了，就受之无愧，更何况这些钱还不是从分厂负责人自己的腰包里拿出来的。

　　实际上，县委、县政府为鼓励以王金启为首的领导班子，已经拿出六七万元钱奖励他们。但王金启没有满足。记者问他：“当时你有没有想过你发给分厂的奖金已经是别人的个人财产？”他说：“想过。”记者又问：“那他们把个人财产给你，你觉得合适吗？”他答：“这个我没想。给我定受贿罪，我还是在改造期间才想明白的———他们给我钱，就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提拔的机会。办案民警曾这样对我说，人家为什么没有把钱给路边沿街乞讨的人呢？受贿就是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取他人的财产。”

　　王金启现在后悔了：“在朋友、同学中间，我起点是比较高的。可是到了晚年比较悲哀，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进了监狱。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想到自己能进监狱。我曾对朋友说，当我坐在高级轿车里路过大北监狱的时候，我就瞅瞅它的围墙，一晃而过，从不会把它跟我联系在一起。因为那都是给犯人准备的，而事实上我错了。我那时只想着革命工作没少干，那么大企业都救活了，别人给点奖金就赶紧要，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不拿白不拿。”

　　俗话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王金启说这话时似乎感触更深刻：“要我说呀，人的一生，有啥不能有病，没啥不能没自由。宁可贫穷也要保持操守，不能为了钱而丧失自由！”

　　反思之二朋友给的钱也不能随便收

　　吴建昌，入狱前任某市商业局局长（后改为商业总公司总经理），受贿8万元。

　　2000年，吴建昌担任某市商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后来，商业局撤消，改为商业总公司，下属有7个单位，经营多种开发项目。吴建昌可以算得上是该市大权在握的人物。然而从2000年到2002年，吴建昌利用职务之便，将项目交给两家公司做，先后多次收受两家公司的“感谢费”，总额8万元。

　　当时，想要搞开发的不只那两家公司，还有其它的公司。但其它公司给他钱，吴建昌没有收。他的理由是：收取了感谢费的公司都是好朋友开的，他不敢收陌生人的钱。“收陌生人的钱会出问题。其中有一个开发商是大石桥的，这位经理来到我家说，你把项目给我开发，我给你利润的三分之一。我跟他说，要给的话你就给商业局吧，我个人肯定不能收。这事就拖下来了。后来，我那两位很好朋友开的公司来找我。他们都跟我是一期的干部。他们给我钱，我就收了。我以为朋友给的钱不会出什么问题。”“后来，工商局长出事了，查到我这里，事就露了。我那两位朋友给我钱的时候，亲口跟我说肯定不记账。我们非常好，我非常相信他们。可没想到，他们给谁多少钱背地里都记了下来。”吴建昌承认，当时他存在着侥幸心理，而且两位朋友还都是有“背景”的人，总觉得没啥事。但他没想到事情却败露得如此彻底。

　　吴建昌承认，那些钱自己不应该拿，但理智没能阻止住欲望。他说，作为部门“一把手”，他也给下属常常讲反腐败，但最后没有顶住诱惑，做了一些与反腐败背道而驰的事情。他还说，以前他也想当一名好干部。但后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觉得商业局要撤了，自己岁数也大了，就想赶紧捞一把。

　　反思之三必须管好自己的家属

　　汪士奇，58岁，入狱前曾任某局法规查监察处处长，受贿9万元。“我是典型的‘养不教、父之过’的类型！钱是儿子和老伴收的，可我却进了监狱。”刚见面，汪士奇就向记者坦白。

　　汪士奇患有眼疾，说话受到一定的影响。歇息了一会儿，他说：“我这辈子没怎么过过生日，也就50岁生日那天，亲戚朋友非要给我祝寿。那时我有权嘛，处长都干了10多年了，虽然官不大，但重权在握。我跟他们说在家里过吧，但大家非要出去过。我想就吃一顿吧，也没通知任何人，怕出事。因为我所处的位置太敏感，我管的都是一些建筑商。“我的儿子有个朋友也是一位开发商，他请我儿子吃饭，知道了我要过生日。结果，生日那天他过去送钱了，我坚决不要。事后，他跟我儿子说和我关系特别好，就把5万块钱交我儿子了。我是被纪委‘双规’后第16天才知道这事的……”

　　此时，汪士奇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暂短的停顿后，他接着说：“还有两万块钱是到韩国旅游，一位开发商买了机票、办了手续，我看拒绝不了就去了。还有两万元是朋友知道我过生日送来的，我老伴收的。“养不教，父之过。小孩他怎么敢收5万块钱呢！还不是我没有教育好？这确实是我的毛病，我认账，一点不冤。我一直特别小心，可我最终没防住家人（受贿）。后来，儿子来看我，哇哇地哭，这都没用了。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爷爷奶奶和我们都宠着他，他觉得爸爸有点权，就知道玩，32岁都不结婚……”“对儿子很失望？”看他情绪稍微平静了，记者问。“嘿嘿……已经来不及了。”汪士奇的脸上是苦笑。此时的汪士奇很想念他的朋友。他说，他有很多同学正在外面当领导干部，而且干得很好。这因为他们不但严格要求了自己，还严格要求了家属。

　　反思之四收“感谢费”也是受贿

　　郑玉和，某区人事局局长，今年46岁，受贿8.3万元。

　　曾经高高在上的郑玉和跟记者一见面，就给记者一个下马威。没等记者发问，他就当着管教民警的面冷冷地问记者的名字，哪个报社的，尔后就问管教民警他是否有“拒绝”采访的权利。记者明确地告诉他，只想真诚地与他交流，他有自己的人身权利，不想回答的问题就不必答。他这才稍稍松弛下来。

　　从2000年7月开始，一些人找到郑玉和请帮忙安排工作。当然，安排没有白安排，都要出感谢费。有人通过郑玉和的内弟找到郑玉和，想到区机关工作。他就将这个人分配到建工局。事后，对方为表示感谢，送给他好处费1万元。有人希望能找到与自己的会计专业对口的单位而求到他。他就把对方安排到区财政局，然后，又收取了好处费……两年多的时间里，郑玉和为他人调动、安排工作，多次受贿，数额达8.3万元。

　　但郑玉和至今认为，他的“落马”是受到别人的牵连。“当了几年局长，收点礼，这种行为谁都能理解的。”从郑玉和的话中，记者似乎听出一丝“委屈”。讲到他“落马”的原因，他一直强调某种客观因素。在监狱已经改造两年多了，记者觉得他的思想状态好像还停留在刚刚入狱的样子。

　　“对过去检察机关指证的罪名，我全认了。毕竟我收了（钱），饭也吃了。”郑玉和说，“其实，我所谓的受贿，都是事后人家非常感激，想请吃饭我又不去，人家才给的钱。在现代这个社会里，我求别人办事，我也一样要感谢别人。但是，我感谢别人，不等于别人都犯罪；可别人感谢我，我就犯罪了。总体的来说，事情就是一个悲剧。”他的语气一直蕴涵着不满，“不吃一堑就不长一智。如果让我从头开始的话，我也许会更好一些。经过这样的挫折后，我觉得自己成熟了。以前，我从最普通的干事干起，一直干到局长。我自以为很成熟。”

　　“收钱时，是心安理得还是不安？”

　　“开始我也不敢收，办事咱们是履行公务，如果感情觉得过不去，吃顿饭就行了。也不是我感情上过不去，事实上我办的事几乎都不记得了，但有人想着，请吃饭、送点纪念品、拿点钱，有些我给他们送回去，又送回来。”

　　“碰到买官的现象吗？”

　　“没有，我就安排工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停了会，他接着说，“干部只有熟悉了解才能用。在熟悉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有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在社会中，说不准谁跟谁就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这种来往跟婚丧嫁娶这种纯朋友的私情往来一样吗？”

　　“也不能说完全一样。有些人起初的目的是当官，然后就通过送礼，和你培养感情，当官的愿望就实现了。这样的事是有的。”郑玉和的想法恰恰是一些人为自己开脱的理由。

　　记者感言

　　富兰克林曾说：“我们之所以不能自我克制，关键是欲望太强了。不能进行自我克制，就不会是真正的人。”你要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必须把持住自己的欲望，就应该像唐僧身边的孙悟空一样，能捉心中的“怪”，降身边的“魔”，从而取得人生的真经。（文中主人公均为化名）